普高教学参考第四册  茶馆（节选）

课文鉴赏说明

一《茶馆》所反映的时代以及矛盾冲突

三幕话剧《茶馆》，通过在茶馆中活动的各色各样的人物，依次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年的社会生活。在这50年间，社会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作者并没有正面描写这些事件，而是选择北京城内一家老茶馆，通过它的变迁和在其中活动的各种各样人物生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透露社会的变化。作者曾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式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剧本紧紧围绕茶馆这一典型环境，让各类人物先后登场，写他们的言行举止，写他们怎样活着又是怎样死去，折射出那个黑暗腐朽的时代，反映了人们的悲惨遭遇和命运。《茶馆》中先后登场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七十多个，他们各有自己的经历，各有自己的故事，汇成一个总的故事，就是那个时代的故事。

《茶馆》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戏剧冲突。《茶馆》中出场的人物很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正面冲突(个别局部的冲突例外)，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着，而正直、善良的人们无法摆脱厄运，社会渣滓却横行霸道。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大的或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冲突。课文中，李三的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央告，等等，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剧本所要展示的人民与旧时代之间的特殊的矛盾冲突。这种看似“无事的悲剧”，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

二 《茶馆》的结构

在话剧创作中，《茶馆》的结构比较独特，被人称为“图卷戏”，或者叫卷轴式的平面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也没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只是像图画一样，将一个一个人物展览进去，把一个一个情节镶嵌进去。以课文节选的第二幕为例。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个。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台词也不多，只是在诉说着自己的事情，在茶馆中一闪而过。比如崔久峰的出现，只是表现他理想破灭后的悲观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不过反映了他那类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穿全剧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不过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着自己。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只是大茶馆中的一个画面，把这些画面组织起来，便成了一幅画卷，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展开。

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

三 主要人物形象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遭遇等，他虽然也有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们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对巡警、特务则不同，他明知是敲诈，却巧于应付，不敢表示一点不满。对刘麻子之流，他虽然从心眼里厌恶，但仍然笑脸相迎，不愿得罪他们。但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时，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蕴含着他的不满、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刘麻子、唐铁嘴等，是一群地痞无赖，一个说媒拉纤、拐卖人口，一个是麻衣相士，算命骗人。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四 《茶馆》的语言特色

人物语言个性化是本剧的一大特色。幽默是本剧语言的又一特色。作者把对黑暗社会的讽刺、批判与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祖国的热爱联系起来，在微笑中蕴含着严肃和悲哀，形成自己独特的幽默的风格。比如唐铁嘴夸耀自己如何抽“白面儿”时，表面看滑稽可笑，但仔细琢磨却又蕴含着深意：明明是受人侵害，却偏偏要自我炫耀，这是一种让人带泪的笑。又如王利发问报童“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看起来也像一句玩笑话，实际上却蕴含着对动荡时局的强烈不满，带着不易让人察觉的讽刺。这种幽默寓庄于谐，能给读者以回味和思考的余地。

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在这个剧本中特别突出。简短的台词，儿化词语的运用，地道的北京方言等，使作品更具特色，也更真实。

解题指导

一 分角色朗读课文，要注意揣摩人物的语言，透过语言理解人物，力求读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老板，是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他精明、干练、自私、圆滑、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逃难的饥民，他口气强硬，没有一丝怜悯，透露出他的自私，看不起穷苦的老百姓。对于大兵、警察、特务等，他极力讨好，巧于应付，不敢有半点得罪，圆滑而富于混世经验。对于唐铁嘴之流，他虽然从心眼里厌恶，看不起，但仍然笑脸相迎，甚至白送上一碗茶喝，等等。朗读时应认真体会他对不同人的不同语气。

二 剧本中的语言往往有丰富的潜台词，阅读时应该能够透过语言的表层含义理解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

1.“硕果”一般比喻巨大的成绩。把一个在社会中微不足道的茶馆的存在说成“硕果”，是大词小用，暗示当时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透露出黑暗的现实。

2.帝制虽然改了，但“国事”却如潮水无情地涌来：军阀开战、饥民逃难、兵警横行，等等，这一切使得王利发的茶馆日益陷入窘境。他把“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越来越大，透露出他对社会的不满，也反映了他不想因茶客谈国事而受牵连、影响茶馆生存的心理。

3.这里是谐音双关。用“凉”谐“良”，表明了李三内心的困苦、凄凉和对王利发的不满。

4.松二爷是旗人，在他心里，鸟比他自己还重要，让人觉得又可笑又可怜。但在可笑的背后，却又使人感到心酸：一个能写会算的人，却自己养活不了自己，还要靠鸟儿作为自己活下去的寄托。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使然。

5.同样是“意思”，但前后含义不同：“那点意思”是要钱的委婉说法，“不好意思”是指钱太少，说不过去；实际是暗示王利发不要给得太少，否则就会跟他过不去。表现了说话者无耻、无赖的流氓本性。

三这个剧本重点不是塑造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的形象，而是力图通过某一类或某几类人反映当时的时代特征。因此，欣赏剧本时应该着重体会人物与时代的关系，看看剧本是如何通过人物反映时代的。

茶馆中出场的人物很多，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具体的矛盾冲突，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各自按着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性格在说话、在活动，但这些话、这些活动无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课文开头李三的抱怨，明着是在抱怨“改良”、抱怨王利发，实际上是社会使然，因为“改良”本身就暗示着社会对茶馆生存的巨大影响。又如报童来卖报，王利发问：“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这一问，正折射出社会的动荡和不安，而作为茶馆掌柜的王利发是多么盼望社会太平，自己能安安稳稳地赚钱发家呀!再如唐铁嘴的改抽“白面儿”的一席话，恰好透露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因此，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写那个时代发生的重大事件，但那个时代的黑暗与罪恶又无处不在，这正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果。

四 结合有关对话和情节，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茶馆来反映社会的。也可与鲁迅小说《药》对茶馆中茶客的描写作比较分析，看看不同的作者是怎样通过相似的情节来反映不同的社会的。

教学建议

一 《茶馆》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也没有贯穿全剧的统一的戏剧冲突，而是通过写人来带动情节的发展。因此，在指导学生赏析课文时，不要硬性地去划分段落，概括段意。只要让学生通过阅读，了解本文卷轴画式的平面结构，弄清本文特殊的矛盾冲突，整体欣赏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二 可把朗读和分析王利发这个人物形象结合起来。他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采用不同的语气，要注意读出区别。

三 要注意台词的动作性。找出一些典型的语句，让学生体会它表达了说话人怎样的思想感情，又是怎样牵动舞台上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部动作的。还要注意体味戏剧语言的言外之意。课文中许多语言都不限于它们字面上的意思，应引导学生认真体会。

四 有条件的，可以阅读整部剧本，从整体上把握作品所展示的人民与时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可以组织学生看话剧或电影。

有关资料

一 作家。他的戏剧创作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抗战爆发以后。这时他南下武汉，辗转于四川、江西、山西等地，主持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成了文艺界的组织者和活动家。抗战八年，他先后写下《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张自忠》《大地龙蛇》等十几个剧本，弘扬爱国精神，歌颂爱国将领，鞭挞社会的丑恶，宣传抗日救国等，为抗战文艺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二次高潮是全国解放以后。这期间他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但仍坚持创作，话剧成为他的主要创作形式。主要作品有《龙须沟》《茶馆》《方珍珠》《女店员》《西望长安》等，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解放后的新中国，歌颂新的生活。在风格。1951年，秋的上午，裕泰茶馆开始营业，掌柜王利发兴致勃勃地坐在柜台上。三三两两的旗人，遛够了鸟儿，走进茶馆来歇腿、喝茶。有两位茶客唱着京戏，另外几个围着桌子观赏瓦罐中的蟋蟀。茶馆中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年轻力壮、为人正直的常四爷偏要谈谈国事。他说他痛恨洋人，痛恨那些吃洋饭、讲洋话的人，也看不起二德子之流在营里当差的。他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两个特务吴恩子和宋祥子抓去，送进了监狱。相面骗人的唐铁嘴来讨碗茶喝，说媒拉纤的刘麻子也来了，要把康六15岁的女儿康顺子卖给70多岁的庞太监当老婆。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走进来，说什么要办工厂，搞维新。顽固派的代表庞太监则杀气腾腾地说：“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的章程，谁就掉脑袋!”这表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

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这时的裕泰茶馆更加破败，只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多，字也写得更大。这一幕中，几个主要人物都已老态龙钟并且有了子孙；老地痞流氓不见了，代替他们的是他们的下一代。这些小辈干起坏事来，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无耻。幕启，康妈妈正在商量去西山找康大力，由小刘麻子介绍来当女招待的小丁宝，也走进茶馆与老掌柜的攀谈。这个时候，黑暗势力更加猖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小刘麻子向小唐铁嘴炫耀着他那一套拐骗妇女的缺德计划，被国民党党部雇用的打手小二德子跑到茶馆来抓人，庞四奶奶则来恐吓王利发，让他交出康顺子。普通百姓呢，包办满汉全席的有名厨师被迫到监狱去蒸窝头，出名的评书艺人一次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钱，常四爷的生活更加艰苦，秦仲义的工厂被抢走，王利发的茶馆也将被人霸占。对此，王利发已失去生活的信心，他让儿子、儿媳、孙女都跟着康妈妈到西山去逃命。这时，常四爷、秦仲义相继来到茶馆，找阔别多年的老掌柜谈心。他们互诉不幸，含着眼泪为自己撒起了纸钱。这时，茶馆里的灯光渐渐暗下去了，而大街上的阳光却渐渐明亮起来。

三 作家本人谈《茶馆》

问：为什么单单要写一个茶馆呢?

答：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多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正面描写他们的促进与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样，我就决定了去写《茶馆》。

问：您怎么安排这些小人物与剧情的呢?

答：人物多，年代长，不易找到个中心故事。我采用了四个办法：(一)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这样，故事虽然松散，而中心人物有些着落，就不至于说来说去，离题太远，不知所云了。此剧的写法是以人物带动故事，近似活报剧，又不是活报剧。此剧以人为主，而一般的活报剧往往以事为主。(二)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父子都由同一演员扮演。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连续。这是一种手法，不是在理论上有何根据。在生活中，儿子不必继承父业；可是在舞台上，父子由同一演员扮演，就容易使观众看出故事是连贯下来的，虽然一幕与一幕之间相隔许多年。(三)我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这么一来，厨子就像厨子，说书的就像说书的了，因为他们说的是自己的事。同时，把他们自己的事又和时代结合起来，像名厨而落得去包办监狱的伙食，顺口说出这年月就是监狱里人多；说书的先生抱怨生意不好，也顺口说出这年头就是邪年头，真玩艺儿要失传……因此，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着看见了一点儿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样的人物虽然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的确交代了他们的命运。(四)无关紧要的人物一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毫不客气。

这样安排了人物，剧情就好办了。有了人还怕无事可说吗?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

问：请谈谈您的语言吧。

答：这没有多少可谈的。我只愿指出：没有生活，即没有活的语言。我有一些旧社会的生活经验，我认识茶馆里那些小人物。我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也知道他们说什么。以此为基础，我再给这里夸大一些，那里润色一下，人物的台词既成为他们自己的，而又是我的，唐铁嘴说：已断了大烟，改抽白面儿了。这的确是他自己的话。他是个无耻的人。下面的：“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便是我叫他说的了。一个这么无耻的人可以说这么无耻的话，在情理中。同时，我叫他说出那时代帝国主义是多么狠毒，既拿走我们的钱，还要我们的命!

(努力。但终于逃不脱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的魔掌而趋于灭亡。常四爷在第一幕中是个有“铁杆庄稼”特权的满族旗人，到第二幕第三幕，他成了卖蔬菜卖花生米的贫民；随着封建社会的崩溃，从原来的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贫苦的自食其力者，但还是逃不脱毁灭的命运。康顺子这个贫农的女儿，15岁就被卖给庞太监做老婆，清朝灭亡，她走出太监的家，最后投向中国最光明的地方──北京西山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有的只出一幕，如马五爷、庞太监；有的只出两幕，如秦仲义、松二爷、唐铁嘴、二德子、刘麻子。他们的出场虽没有贯穿全剧，但他们在剧中承担的任务──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在这动荡、变化的时代的历史命运，并没有中断，仍在生活的明流或潜流中继续着，直到最后完成。比如说，那个威风的、吃洋教的马五爷，官府见他惧怕，流氓见他也毕恭毕敬，他只在第一幕出场，但他的影子，在第二幕中以帝国主义作靠山的封建军阀、第三幕里通过小刘麻子的嘴说出来的那位美国话比中国话还说得好的国民党特务官僚沈处长这些潜在的反动势力身上，不是都还可以感触得到吗?又如仅在第一幕末尾出场的庞太监，第二幕康顺子出场交代他已死了，到第三幕，这个封建余孽的余孽，他的侄子和侄媳，同会道门、国民党特务勾结起来，梦想复辟登基，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走狗。这里我们还须提到，一、二幕中出场的二德子、刘麻子、唐铁嘴、宋恩子、吴祥子，在第三幕中由他们的儿子小二德子、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各自继承了父亲流氓打手、买卖人口、江湖骗子的职业。有的同志说，这是不是血统的世袭?我觉得不是这样。他们的子承父业，既是艺术处理上的需要，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也含有象征意义。只要细看一下就可以清楚，二德子这个一般的打手，到小二德子成了破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的政治打手；刘麻子这个以拉媒、说合、买卖人口为生的“纤客”，到小刘麻子成了为国民党特务搞情报、统管妓女、舞女、女招待的“花花公司”的“经理”；那个以迷信相术骗人糊口的唐铁嘴，到小唐铁嘴成了庞家复辟的道会门组织中的“天师”；宋恩子和吴祥子，从清政府的特务、军阀的特务，到小宋恩子、小吴祥子，又成了国民党特务，他们的敲诈勒索，狡诈残忍，比乃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也不是简单的职业承袭。他们子承父业，并且“发扬光大”，是时代变化的产物，而从父子两代的变化中，反映出中国社会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逐步深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二德子们的这种父子两代的处理，不是缺陷；相反，它是一种巧妙的、别出心裁的构思，不是臆想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构思，富有时代特色和艺术独创性的构思。

这么多的人物，通过他们的相互关系──同情和斗争，通过他们的命运变化，交织成一幅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流氓特务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灾难深重、反抗斗争的时代，这是一个无情地死亡的时代，也是热烈地新生的时代。我相信每一个观众在看完演出以后，心里都会有沉重和愉快、憎恶和同情两方面的感受。当你看到康顺子、王大栓、周秀花、王小花奔向西山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些邪恶势力即将被阳光驱散，在中国大地上消失的时候，当你看到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三个老头，在茶馆中为他们自己也为这个时代撒起纸钱、唱起葬歌的时候，不能不引起这种复杂的感情。作者让生活的事实告诉你，该灭亡的必然灭亡，该新生的正在新生，这是历史无情的法则，生活本身的辩证法。

(郭汉城《〈茶馆〉的时代与人物》)

《茶馆》只是一出三幕剧，可是，它所反映的年代却长达半个世纪。上下50年的风云变幻、世态人事，即使以长篇小说来描绘，也是一个难题，何况是短短的一出三幕剧。可是，水反映了太阳，那么一个茶馆正是旧社会的一幅缩影。表现在他从半个世纪中选取了三个时代，作为这出三幕剧的支架：从清末维新失败后的茶馆，到民初军阀混战时的茶馆，又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的茶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三个时代都富有象征意义，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重要时刻。作家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在三个代表性的时代中，茶馆这一地点尽管没有变化，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却不断冲击着这一环境中不同的人们，引起了各种人物关系的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时代的变迁。美国话比中国话说得还好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沈处长，可以说就是马五爷的忠实门徒。至于小二德子、小刘麻子、小唐铁嘴，就比他们的老子更有“出息”：二德子只不过是个流氓打手，而小二德子却成了为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式收买的政治帮凶；刘麻子不过是个人口贩子，小刘麻子却成了为沈处长搞情报的探子，成了统管买卖妇女的“花花公司”的“经理”；唐铁嘴不过是以相面为生的江湖骗子，小唐铁嘴却成了反动组织“三皇道”的“天师”。其他的社会渣滓如小吴祥子、小宋恩子等，也都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风霜的贫农女儿康顺子等，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但都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性格的发展和命运的归宿，都包容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闪烁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王利发苦心经营裕泰茶馆，一向委屈求全、圆滑应变，顺应着三个时代的更迭，不断地苦心“改良”，在激流险滩中拼命挣扎，以求生存。然而军阀混战带来的商业萧条、军警特务的敲诈勒索、国民党官吏伴同地痞流氓对茶馆的强行霸占，终于把他逼得悬梁自尽了。资本家秦仲义搞了一辈子实业救国，到头来他的工厂被国民党当作“逆产”没收了，拆毁了，他只从工厂的废墟中拾回几个机器零件和一支写过宏伟蓝图的破旧钢笔。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民族资本家秦仲义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王利发和秦仲义，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中之食，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原来享有吃皇粮特权的旗人常四爷，由于洋人侵略促使封建社会解体，他失去了“铁杆庄稼”，变成了卖菜、卖花生米的自食其力者。他正直、豪爽，凭着单纯的仇恨洋人的心理，参加了义和团，打过洋鬼子。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他不可能投身于彻底消灭旧制度的群众斗争中去，因此也像松二爷一样泯灭了。只有康顺子和她的养子康大力，才是那个时代的掘墓人。康顺子这个15岁就卖给庞太监做老婆的贫农妇女，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从支持康大力到跟随康大力，投奔到北京西山八路军根据地，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正是从本质上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系，体现了劳动人民觉醒和旧社会灭亡的规律。总之，《茶馆》中的各类人物，他们的生与死、浮与沉，反映出时代的本质，揭示出历史前进的总的趋势。正如作者所说，《茶馆》就是“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

(周春刚《〈茶馆〉分析》)

如果说《茶馆》中有主角和中心人物的话，那就是贯串全剧的茶馆掌柜王利发。这是一个富有光彩的艺术典型。塑造出这个艺术典型，说明表现力量。在王利发这个人物身上，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旧社会中精明、干练、富于混世经验的北京茶馆老板的形象，刻画出了自私、圆滑、怕事，却又一心往上爬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在旧中国，王利发比穷苦百姓有钱，地位、财势高出一头，心理、性格、思想和广大受压迫劳动者根本不同；可是，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和反动政权庇护下的大小爪牙们──官差、太监、军警、地痞流氓，又无一不在他的头上拉屎撒尿，他又是个受压迫者、可怜虫，这又使他和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不同。在旧中国，王利发这种人是大量存在着的。他们日趋破落的境遇和悲惨命运，无疑也是广大中国人民被压迫的遭遇的一部分。

茶馆老板王利发这一典型的成功之处，是由于风貌神态和内心情感，使这一人物形象产生着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利发在《茶馆》中第二幕再出场时，已是中年了。我们看到：这一人物和这家茶馆的种种变化，在剧本中互为一体地融合在一起。一开幕，手法，人物尚未登场，周围的情景已展示着十多年来人物思想的发展和命运的变化。茶馆地点未变，只是前半部分卖茶，后半部分却改成了出租的公寓；茶座也今非昔比，一律是小桌和藤椅，桌上还铺着漂亮的桌布。此外，那时装美人的外国香烟的广告画，已经取代了前清时代醉八仙画轴和财神龛，……这一切都显示出茶馆主人力图通过“改良”来振兴茶馆的愿望。看到这些细节的处理，我不禁深深感叹：月过去了一二十年，王利发早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不过，我们从王利发忙里忙外、专心张罗的神态中，清楚地看到这个茶馆老板，依然保持着，甚至是发展着当年那种旺盛的、不可抑制的、发家致富的心理。但使王利发大为苦恼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发家意愿，却和军阀混战的黑暗时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尽管在茶馆里，王利发把“莫谈国事”的字条写得越来越大，“国事”却如无情的潮水一样涌来：军阀开战，军警横行，饥民逃难……这一切把茶馆日益逼入窘境。他对“改良”充满希望，以为这会像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给他带来钱财和运气。民国的动人称号更让王利发痴心妄想。然而这些不过是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好梦。当然，王利发不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不是一推就倒的泥人儿，而是从动乱纷争中熬炼出来的一位精悍的茶馆老板，为了保住这份祖传家业，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加紧剥削克扣自己的帮工；千方百计地在房客身上打主意、刮油水；他学时髦，赶潮流，力图在“改良”中找出路。总之，他像一个落水者那样进行挣扎。他仍然胆小怕事，自私保命。但在受了洋人、军阀和兵痞的压迫欺诈之后，表面上，仍然和过去一样满面笑容，低声下气，和这帮家伙周旋，可是内心上却产生了不平、懊恼和愤慨。他仍然是满脑子的发财思想，对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一贯抱有阶级偏见，从不怜悯和同情。虽然是民国了，在茶馆这方小小的天地里，照旧是人口买卖，特务抓人，王利发从来是熟视无睹，毫无所动。不过他在军阀混战民族危亡的关头，还有中国人的良心，不甘心作亡国奴，发出了“想想主意”“别叫大家作亡国奴”的呼吁。和第一幕一样，王利发的阶级本性、生活哲学、处世态度，还是祖传百年老店的那一套。但是时代不同了，王利发的命运变化了，他的性格中也出现了新的东西。美军和国民党特务横行的年代。这些年里，北京城有许多家茶馆破产了、歇业了。他却奇迹般地坚持下来，成了一个“不倒翁”。在这一幕里，王利发还未登场时，剧作者通过他儿子──小掌柜的埋怨，点出了王利发一个新的“改良”计划──用女招待招徕顾客。可是，世道无情，王利发的“改良”计划尽管如万花筒似地变幻多端，终于一个个在现实生活中被撞得粉碎。茶馆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以致连喝茶都不得不先收款，为的是“茶叶、煤球儿都一会儿一个价钱”。最后，王利发终于挣扎不下去了，旧社会张开了血盆大口全部吞噬了他的祖传家业，王利发只能绝望、沉痛地呼喊：“我呢，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卖茶不行啊，开公寓。公寓没啦，添评书!评书也不叫座儿呀，好，不怕丢人，想添女招待!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这段发自肺腑的自白，正是对王利发这个人物悲惨命运的一个生动概括。在旧中国，有这种命运的无疑不是个别人，千千万万的小商人、小资产者都有着这种共同遭遇。小商人的命运尚且如此，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就更是不堪设想了!一叶知秋，从茶馆的破产和王利发的自杀，风格上，把悲剧和喜剧有机地糅合融会起来，以喜剧的形式表现了最为悲切的内容，形成了悲喜结合的特色。因此，人们称《茶馆》是一曲含泪带笑的旧时代的哀歌，是一个亦庄亦谐的社会的葬礼。

反映旧社会人吃人的黑暗现实，埋葬三个旧时代，构成了《茶馆》的悲剧基调，但是手法，把人世间这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就取得了成功的喜剧效果。

旧社会的畸形和病态，不独包括吃人者的丑恶与无耻，还包括被吃者的愚昧和可怜，这也是幽默与讽刺的风格；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做到了语言性格化，又说得那么简练、流利、形象、生动。王利发的台词不但符合其茶馆老板的身份，而且表现了他性格的发展变化。剧的第一幕，王利发正当青年时期，雄心勃勃，精明干练，一心要使祖传的大茶馆发达兴旺起来。他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上下应酬，左右逢源。这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精明带来的风趣圆滑。秦仲义到茶馆里来说要涨房租，王利发推托、应付说：“二爷，您说得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一趟，我跟他商量，该涨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秦仲义说：“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王利发则说：“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是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到街上卖热茶去!”人们听到这些圆熟风趣、油嘴滑舌的对话，无不发出会心的笑声。第二幕是王利发的中年时期，由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裕泰茶馆风雨飘摇，王利发苦心改良，惨淡经营，此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苦闷彷徨带来的满腹牢骚。幕启时，茶馆正准备重新开张，而他却说：“我要是会干别的，可是还开茶馆，我是孙子!”当听见远处有隐隐的炮声，他就冲着妻子王淑芬说：“听听，又他妈的开炮了!你闹，闹!明天开得了张才怪!”王淑芬说：“明白人别说糊涂话，开炮是我闹的?”其实王利发并非糊涂，而是因为心烦意乱、怨天尤人，才发牢骚讲怪话。第三幕是王利发的老年时期，大茶馆已经完全衰落并面临被霸占的危险，王利发彻底泄了气。此时他语言的特点是由绝望而带来愤世嫉俗的嘲讽和反抗。小丁宝向他问候：“老掌柜，你硬朗啊?”他不说身体好坏，而是说：“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小唐铁嘴奉庞四奶奶之命前来威逼他交出康妈妈：“王掌柜，我晚上还来，听你的回话!”王利发根本不正面回答，而是话中带刺、愤然反抗说：“万一我下半天死了呢?”随着三幕戏的发展，王利发的语言色彩发生了有层次的变化：从风趣圆滑，到牢骚不平，最后变为冷嘲热骂。幽默与讽刺、简练与流畅的特点。相声的语言技巧，不时地“甩包袱”，把一些合乎情理但出人意外的“笑料”一甩出来，就产生了强烈的幽默效果。

(周春刚《〈茶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