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仲达：《关于余杰－-我的一点反思》

于仲达

【内容提要】余杰的热情经常遭遇人的嘲讽，被许多人习惯认为是作秀，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并且写过文章对他表示了刻意的挑剔。在大多数人眼中，余杰是一个热血青年，单纯冲动大胆幼稚，文章犀利尖锐不乏道德主义的狂热，其实对于一个具有追求正义和良知的青年人来说，热血并不是贬义词。也有人指出，余杰功利世故，花拳绣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余杰以及摩罗等人对于90年代知识人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许多青年人和中年人以及老年人都十分关注他们，因了他们的存在，窒闷的空气才显得流通。我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敬重，他让我看到了70年代后出生人的希望，在这个文化示范信仰失落的转型年代，青年人仍有人并没有堕落在物质繁荣造成的虚幻境界里，在可贵地思考。余杰有缺点，余杰甚至口吃，但他有一个充满智慧和良知的大脑，尽管一再听到同龄人对他的不乏刻骨的嫉妒，也听到那些自命大师者对他的嘲笑，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不错，余杰说的的确是一些学者多次说过的常识，他甚至在学术上不如那些书斋学者来的扎实，但这丝毫不能抹杀余杰的意义，从言说常识到遵守常识乃至坚守常识，余杰在知与行上下了大工夫，这个从四川乡下某平原走出的青年才俊，从北大畅饮五四先贤的思想琼浆到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从《火与冰》中的一声呐喊到状告中国作协，从批评余秋雨拒绝忏悔到面对各种诬陷和绞杀，从收养北京孤童到与各种恶势力战斗战斗，几年来，余杰站在体制外大声呐喊，做成了许多人想做但做不来的事情。余杰正以自己的努力在改变着一个昏聩国度里麻木的精神状况，这种锋芒是可贵的，他代表了所有不愿意苟且偷生者的真实心声。 　



  引子：一篇文章


  事情从一篇文章开始，前不久我发了篇题为《我为什么要批判余杰？》的短帖，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目前确实是有许多问题，我们也应该提出一些深思熟虑和负责任的批评和改进意见。但是我们会发现，不是所有的批评中国的人都是爱我们中国和负责任的。
　　
　陈桂棣和春桃夫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是忧心中国农民的情况，而且他们付出了大量的心力、物力、才力和时间，走访了N多乡县，认真考证、调查、统计，本着负责的态度来提出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想。
　　
　而其他一类人呢？高高在上，他们在那里不知人间疾苦，说话当放屁，对中国大肆指责不是出于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而是要在那里显摆自己，显得自己多么高深，多么有感觉！！！谁能帮他功成名就，就舔谁的屁股。就像余杰在那里夸耀自己写了多少多少字，通篇领奖词充斥着引用得不伦不类的例子和看似很深刻的学术字眼，除掉这些，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实质就是说中国人权多么差，多么向往美国，一点都看不到他为中国所做出的脚踏实地的努力。这种空无一物的大放厥词、被对美国主子的谄媚修饰着，居然还有人说他是勇于说真话？！要知道，一些事实，一旦被人修饰、带了目的之后就已经不是“真话”而是“谎言”了！！！！

  行文有些偏颇，意在指出所谓精英的本来面目，在这以前，我也写过关于余杰正面评论，但是在广大的愤青爱国者那里，余杰成了一具任何人也碰不得的罗汉金身了，只允许歌颂和吹捧，不允许评论和抨击，帖子发出后，骂声不断，愤青狂们纷纷指责我批余杰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我是在精神界战士后面射暗箭，是典型的诛心之论，是“专制豢养的哈巴狗”，是人身攻击，是个反余狂，是想把每个人都要改造成投身到现代化建设洪流中的革命家或者改革家,想把大家送到广阔天地里再去学习一翻，是“罗织罪名”妖魔化余杰，是地道糨糊旧文人无疑，是“文人相轻”，说我是“奴才狗腿子”我怕谁！！是抓住人家小辫子不放的那种小人，是仇余癖的疯猪，是奴才愚民，更有甚者说我是跳出来替专制当打手，是来虚幻低满足其卑微的自尊心，自己给自己涂大粪的行为，是缺乏自知之明，当我是ccp网络打手，想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头上谋求不朽，是把美丽的偶像余杰一片一片给撕碎开,脱光他内裤。等等。再看他们对余杰的颂扬吧，什么是有缺点的精神界战士，暴露谎言的勇士，悲悯底层民众的牧师，是他们这些人的最高精神导师，余杰的话是他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余杰，他们必须共诛之，凡是反对我们的人必须共讨之！看了半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众口一词，没有杂声。只有极个别网友提出，要对余杰那些过激的道德文章保持警惕，对所谓的“精英”人士怀有警惕。看来，我不崇拜余杰也不行了。同样是骂文人，你要是骂CCP的文人，就会有人大鼓其掌，说这是人民的觉醒，还会说你是眼光独到，骂功犀利，而你要是骂一些右右的文人，则就会有人说你文人相轻，居心叵测。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表现一下自己独到的目光与孤傲的姿态的，或许价值取向上的争论反在其次。某些愤青头脑简单，习惯条件反射，是些专制教育下培养的最典型的怪胎，拼命压抑自己，人格分裂，严格来讲，他们无药可救。按照他们的思维，皈依美国是崇高，皈依中国是奴性；余杰批判中国，是正义的呼喊；网友批判余杰，是哗众取宠；中国的强权应该批判，美国的强权先放一边；支持中国政府的是奴性，支持美国政府的是高尚的选择；典型的“逢中必反，逢美必赞”，某些些自由主义者就喜欢将国人强制归类，把不同意美国做法的不分青红皂白归为奴才，在这种思路下，美国可以打着崇高的名义发动战争，这些民主“精英”们的一个通病就是，将民主自由的概念极端狭隘化，在他们看来，民主自由的最好模式就是西式的，甚至就是美式的；而且将以民主自由（西式和美式）的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良药，甚至不惜将其他民族成员探索和开创一条完全不同以往的道路的努力都排斥在外，甚至恶毒攻击；毫无疑问，美国有着相对好的民主理念和制度，这不意味美国就可以以此对别国肆意开战，不意味美国自己可以不遵守自由平等的游戏规则，这些民主“精英”的思维极端狭隘的 “义和团”心理，中国的自由主义太不成气候，书生意气，政治幼稚，谈起民主和自由完全不讲国家利益，跪在洋人面前乞求自由，他们把国内政治的腐败和民族利益分开，直接投入洋人的怀抱。美国成了理想国，绝对没有什么 政治的压制和经济的压制，这些成了地道的中国特色了。他们口口声声“愚民”“愚民”“固有奴性”，好象自己刚从民主国家里来的贵宾，错，其实大家都没有从带有愚民性质的教育中走出来，思想依然残存着专制思维。
　　　　　　
　　目前发生在大陆青年中的余杰崇拜热潮，其实是对仇恨和专制主义的崇拜，如果社会依然还有压榨和不平，恐怕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 狂热不会消除。在一个没有真正战士的时代，战士成了冒牌货攫取功利的马甲，个个雷公脸，让人碰不得。他们可以发狂，但你不可能发热。在一个都普遍崇拜余杰的社会里，我不崇拜就是专制的狗了，这就是集权思维带给这个社会的最大毒害，我可以断言：这伙人若上了台比谁都专制，比谁都骚情，统统都是伪善白骨精，这些人其实不是捍卫余杰，而是把余杰当马甲，仗着人多势众，骨子里怯懦的很。我知道大家已经掉入一个思维的怪圈里了，已经中了专制的毒素了，只能忙着附和，只能维护这些精神假牙的面子，只能媚俗他们倾心的道德文章，不能发出异样的声音，共同维护着虚假的认同。中国的大多数的知识者们，乐于演说，好唱高调，在他们的所谓的道德文章中充满了诸如人民 和人权和 专制那样的宏大叙述，他们出了一次国，就大为感叹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自己则变成牧师和上帝，传播拯救世界的福音，至于该怎样落实这些空洞的言辞，他们或许并不真敢兴趣。

  我只不过是对所谓的“精英”人士怀有警惕而已。余杰逻辑混乱，作品粗糙，作为文化和 社会批评者，我们有理由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中国大陆青年形象的代言人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他的亲美言辞是应该受到批评。我们这些所谓某些精英眼中的愚民，正在慢慢的努力尽可能的用行动改变这个我们也不认为完美的国家，（例如陈桂棣夫妇）而那些所谓的体验了民主的人却一直在所谓理想之国埋怨，甚至蔑视对祖国抱有希望的人。他们的悲天悯人，他们的道德激情，他们的圣人姿态，他们的牧师嘴脸，他们的坐而论道，什么《今夜我是美国人》，误导民众，跟在美帝后边就能过上好日子吗？等等。不是我们比他们蠢也不是他们有多敏感体验的有那么多那么悲惨。只是因为他们不敢面对，他们做的只是逃避然后自以为是启明星来指导我们而已。因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虽然是那么的微薄。他们口口声声关怀底层，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深入过民间，但却总是自以为代表了民间，他们的绝大多数朋友或许都是高墙深院里的学者，他们的发言也绝大部分是说给他们听的，但却总以为是在为弱者争权力。这样的错位在几乎所有的时间里发生在几乎所有的人身上。大家可以这样去考察一下这类人，这些人有多少时间在与那些穷朋友们谈话，有多少朋友或者说有百分之几的朋友是底层的人士。不管怎么说，只要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深入过民间，他的朋友没有几个底层的人士，那么，这样的人，不管他的姿态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都不可能真正代表民间。如果我们关心底层，那么，请让这些来自底层的人自己说话。同意鲁迅先生的话，我们要坚决反抗被描写。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尊重被描写者的话语权。那些说攻击余杰的人肯定不太了解中国底层的人，到底了解底层多少呢？余杰的那些泛泛的道德批评难道不是回避当下吗？更不要说什么对底层劳动人民悲天悯人的写作者遭受的攻击来自民间，讥讽来自道德时，其间蕴涵的悲哀意味已经不能用遗憾来形容了。
　　
　中国是有很有很多问题，也确实需要批评，确实存在严重专制和愚民，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不能完全走上美国的道路，前苏联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的民众也不完全是愚民，中国人从没有失去自救的信心，他们中间从不缺乏爱国的脊梁，他们在默默的以自己辛勤的努力来爱自己的国家，他们也从不把希望寄托在别国的恩惠上。我想，在中国当代大陆知识分子那里，真想做专制下的愚民的人实在很少，许多人不是也在对野蛮、罪恶视而发出自己的愤怒吗？大家多是被迫在一种陈旧的社会意识形态里苦闷的生活，自有不愿意苟活的坚持抗争，国人要自省自强，而不是老是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洋人身上，而忘记了争取国人的奴隶权，自己的事情终归自己办。
　　　　
　中国禁不起那些想利用民主手段来达到为个人集团谋取私利的伪善的政客，言行不一自会让他们露出马脚来。对于余杰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我悲哀，这正是集权社会对人的扭曲，集权社会普遍顺从，后集权社会普遍怀疑，权力主义者的一个特徵是 “世上处处有阴谋”的妄想狂，他们自己热衷於追逐权力以控制别人，而且认爲别人也是这样对自己的，所以他们不信任别人；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习惯於把人分成 “自己人”和“敌人”两个极端二元对立的部分；因此认爲“敌人”总是阴谋反对自己，也是必然的了。把一切都说成是敌人的阴谋，不仅在政治上有转移矛盾、打击异己等用途，是迎合了相当多的国人的心理的。我从这次批余事件得出一个事实，集权思维依然还在笼罩着我们，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半封闭的社会。按照某些愤青的思维，我批余杰就是另有企图，其实，我不过说一个普通的道理，招惹得愤青们都来护卫余杰，余杰成了某些愤青的马甲，是动也动不得的。 专制思维仍桎梏着这个民族，昏昏噩噩，对余杰的盲信就是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不信专制就信余杰，非此即彼。愚民教育下诞生的愚民！！一群不用脑子只信余杰的低智愚民！！文人相轻争名夺利、急功近利敷衍趋势、相互谩骂人格攻击、麸皮潦草似是而非鼓噪，一个充满了偏激、偏执思想理念的社会环境中，何以能有“言论自由地平台”？
　　
　毫无疑问，我也是这种集权思维扭曲下的注脚，对待道德狂的不满，致使我也沾染上了道德癖了。一方面，我对余杰的那些故作激烈的言辞保持怀疑，另一方面，我也对美国的所谓人权和自由保持 警惕，不时也在作出辨别。强大、集权、独断的权力机构使人们追逐、崇拜权力，集体主义和服从”的心理特点正是权力主义人格中的“求同与顺从”；而人们没有安全感，彼此之间疏远、不信任、相互提防，一盘散沙则正是妄想狂的心理根源。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觉得人世险恶，对别人，其实更是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因而更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力。一个人连自己的兄弟、朋友、邻居和同事都不能信任，更不用说信任外国了。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恐惧别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引用）这中臆想症和妄想狂将长期停留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必将伴随激烈的生存竞争加剧恶化。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当中提出中国是灾变社会的观点，灾变社会中人口与公共资源不成正比，人与人极端不信任，相互揣摩对方恶意，造成互不信任，往往一点小事，大家就不惜用最坏的而已攻击对方。

  话题扯开点，自进入关天以来，经常看到网友互骂，蔚为大观。从摩罗和任不寐的事件，到陈愚与我本天上客之间的论争，再到我批余杰所引起的众精神大虾的围剿，都有相似之处。其实，大家都是凡人，又都很难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凡人，往往一件琐事，我们不惜摆出一副论战的架势，在这个不公平的人世上，有许多可以较真的事儿，我们不必太认真了，鲁迅说的好，他自己不过和黑暗捣乱。谈到救世，想作为文弱书生的我就开始住口了。


                                      沉痛地反思


  我在这篇文章不无情绪化地批了余杰，观点流于片面。

   余杰的热情经常遭遇人的嘲讽，被许多人习惯认为是作秀，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并且写过文章对他表示了刻意的挑剔。在大多数人眼中，余杰是一个热血青年，单纯冲动大胆幼稚，文章犀利尖锐不乏道德主义的狂热，其实对于一个具有追求正义和良知的青年人来说，热血并不是贬义词。也有人指出，余杰功利世故，花拳绣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余杰以及摩罗等人对于90年代知识人的影响，是广泛和深刻的，许多青年人和中年人以及老年人都十分关注他们，因了他们的存在，窒闷的空气才显得流通。我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敬重，他让我看到了70年代后出生人的希望，在这个文化示范信仰失落的转型年代，青年人仍有人并没有堕落在物质繁荣造成的虚幻境界里，在可贵地思考。余杰有缺点，余杰甚至口吃，但他有一个充满智慧和良知的大脑，尽管一再听到同龄人对他的不乏刻骨的嫉妒，也听到那些自命大师者对他的嘲笑，这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不错，余杰说的的确是一些学者多次说过的常识，他甚至在学术上不如那些书斋学者来的扎实，但这丝毫不能抹杀余杰的意义，从言说常识到遵守常识乃至坚守常识，余杰在知与行上下了大工夫，这个从四川乡下某平原走出的青年才俊，从北大畅饮五四先贤的思想琼浆到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从《火与冰》中的一声呐喊到状告中国作协，从批评余秋雨拒绝忏悔到面对各种诬陷和绞杀，从收养北京孤童到与各种恶势力战斗战斗，几年来，余杰站在体制外大声呐喊，做成了许多人想做但做不来的事情。余杰正以自己的努力在改变着一个昏聩国度里麻木的精神状况，这种锋芒是可贵的，他代表了所有不愿意苟且偷生者的真实心声。

  我在一个网友的文章里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后来的状告中国作协事件是小余单打独斗的开始，及至因此丢了工作以至成为自由写作人是余杰与体制决绝的告别并成为同龄人中对体制冲击最大的个体存在。

   这就是余杰的真正意义所在，我敬重余杰。出于特殊的体制和恶劣的政治环境的考虑，我们还是心疼一下余杰吧，不要苛求他为什么会是文坛造型家而不是文化人，虽然不少人早在艰窘的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举动，今天甚至没有机会漂亮地吼一声“脱离作协”或脱离体制，这更说明挣扎的意义喊痛的意义，余杰还是个孩子，孩子喊痛是自然的，只有老年人停止喊痛。在某种意义上，摆出某种造型大声喊痛对于内力不足的知识人，不是更引起外界的关注和帮助吗？当然，可能此举很有可能为老江湖耻笑。难道让余杰埋头搞文化建设吗？这样以来岂不坐以待毙吗？

  网上一篇文章在评论余杰时指出：

   余杰的最大价值，也在下面这个通常看起来的悖论上。他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在公众中最负盛名的一个，他同时也是坚持说真话、并在批判极权制度上走得最远的一个。在国内，余杰作为一个锋芒毕露的文学思想者的形象被放大。在海外，余杰却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让肉食者寝食不安的政论家。尽管余杰作为政论家的意义，在国内的媒体甚至网络上受到遮蔽和忽略，他的公共形象也因此出现断裂。但余杰的存在，也给每一个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名气拿来做什么？

余杰的文字在一些人眼中缺乏价值，但什么是价值？那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文字＂的“老江湖”们瞧瞧——你们这些因为有几片“羽毛”可爱惜的三流名人，谁又有勇气说几句不藏藏掖掖的大实话？！既如此，就不要再对一个揭破皇帝新衣的小孩做出一副世事洞明、大彻大悟的嘴脸好了！！ 在那类“躲在隐晦表达当中、把怯懦当作理性、把曲笔当作策略”，“在媒体上老奸巨猾的写作”的“知识分子”看来，余杰不过如此而已。我从不对余杰作“文学成就”的要求，因为一个那么大的国家，过去和未来，从事文学的那么多，到头来成就的却很少。功利一点说吧，余杰的意义在于说，至于说的水平，我不报希望。最近以来，可能余杰写的太多，害怕被读者忘记，反而忘记了读书沉潜，不可否认，余杰的作品由于生产太多，反而无视质量，作为一个文人，他作品的技术指标差火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作出了贡献。

  生气越来越少，锐气几乎全无，酸气和腐气却越来越浓，“不成熟”“书生气”的人越来越少了，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阳刚之气的丧失，琐碎化乃至杂碎化的知识趣味，越来越弥漫在当下的知识界，以学术取代生命，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往往知识多了，沉潜多了，也多了一些暮气。社会多些鲁迅、柏杨甚至林昭、李锐、李慎之、余杰之类的人，没有什么不好。不禁要问：浩然正气与沉潜之功哪个重要呢？我认为前者重要。

  南窗寄傲兄在一篇关于瞿秋白的文章回到：

  书生从政，很难成大气，不管是建党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还是文革中风光一时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难免在政治上摔跟头，当然还包括文革后的胡乔木、邓力群，前者曾被小平讥为缺乏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后者在87年被赵玩了个手腕一脚踢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圈子里的人，从骨子里鄙夷书生，当然，书生也从心底里厌恶身上有官场习气的人。我在组织部门呆过几年，对此深有体会，但凡在某某同志的干部考察材料中写上此人“书生气比较浓”或者“有些书生气”（显然，两者程度有所不同），这绝对是含贬义的，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缺乏官场历练”的另一种说法，在中国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进入仕途的书生，大概只有三条路好选择，要么找机会离开官场、另谋出路；要么自处边缘，尽量保持低调、多做事少说话、以求自保；如果一心想往上爬，必须先得去掉身上的“书生气”，但“书生气”恐怕也不是想扔就能扔得掉的。

  中国的官场乃至政治气候熏陶下的文场，都对一种异端的东西，保持着一种强度的高压，人们一面去歌颂利用他，一面又去糟践和排斥他。如此下去，余杰很有可能修炼得暮鼓晨钟一般，身上尽管通体成熟，然而过于内敛韬晦，心灵不断下沉，结局是烂木头一块。

   真正的知识分子根本不适合中国革命，象瞿秋白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深深明白此理，他把自己搞政治比作如犬耕田，不得要领。书生在政治处境中痛苦与摔交的经历，搜罗一下资料，并不见少，时间长了，人们自然形成定势思维，以为书生谈论政治不合适宜。象余杰这样一个刚从腼腆状态走出的人，时而书生意气，讥嘲时事，自然弄得那些帮忙文人帮闲文人聪明文人当然还有那些老谋深算的政客芒刺在背，余杰打扰了文人的清闲好梦，岂能不让人反感？于是，有高深之士从他的文章里挑出了“用典不够严谨，史事有错误，文体过于煽情等等”，更有他的恩师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大学者撰文对他加以教诲，余杰给他老师的那篇文章里，尽管勉强为自己辩解，奈何羞羞答答。余杰怎么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了？难道是底气不足？最近看到余杰的《光与影》，很是欣慰。相信余杰在美国哈佛大学经过沉潜后，一定会变的坚定和从容。

    综合网友的说法，需要说的是：只要报刊的审定权掌握在国家机器手中，即言论自由的平台---纸杂志的出版发行还受国家政权机关的控制，知识分子永远只能是低着看人的脸色说话的一群庸人而已，你的口舌被封住了，你不是庸人，你就是哑巴。没有稳定的收入，谈何自由，谈何尊严。你可以辞职，可以蔑视权力，但你必须要生存，要有空间来发表你的言论，否则你又如何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我痴长三十多年，身边多的是麻木者、帮凶者。对很多基本常识不知的大有人在！面对更多的缺乏常识者、摇摆不定者、普通见识如我者，那些大师是否愿意抽出时间出来开导一二呢？启蒙与常识还远远没有扎根大地，当下还有什么比普及这些更重要？ 作为一个70年代出生的余杰的同龄人，应该客观地看待余杰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值此苦难遍布良知泯灭流氓横行之际，青年人更应该多从长远考虑才是。 当然对于余杰先生的喜爱，并不代表对他观点盲目的全部赞同，余杰也是有着缺点的：

  余杰在《金庸的伪善和妥协》一文中指出，（金庸）既要谈论"慈悲"和"仁爱"这些词语、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对贫弱者视而不见，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批判金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特眼光，是从“精打细算”开始的商人写作。“精打细算”就是商人的本质，余杰不应对此指责。既然余杰也明白"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就不要指责金庸一毛不拔。同样余杰也是有着商人眼光的，从写作到出版，都进入商业化了，谁能否认这些，要承认人生活的多样性，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克隆别人的思维。尽管我从道义上支持余杰，但是他发言不深思，用道德指责金庸是可笑的，要用思维思考问题。即便用道德指责金庸，余杰要问问自己：我做的能比金庸好吗？作为一个有着基督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余杰动则指责别人，这暴露出了他的专制思维，这一点必须警惕。 余杰应该明白，自由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要有起码的宽容与反省，要警惕凌空的道德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