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信未来》及其历史风尘的随笔

苏版高语一.刘孝存.关于《相信未来》及其历史风尘的随笔.黄河,2000(3)
        夜幕茫茫，大海在喧哗着。仿佛一切都是那么沉重，因为层层扑向海岸的波涛像黑色的山峰，或是蚊龙猛兽，让人感到神秘和畏惧。黎明时分，潮落了，海滩上留下了无数的贝壳和海螺。这些贝壳和海螺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死了。活着的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或者被浪花卷进大海，或者无奈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大海再一次潮涨，或者被人拾去。死了的大部分都是空壳，就像几万年前的化石，但它们的命运却是和活着的一样，也只有三种被动的选择。
        来了几个年轻人， 他们踩着浪花喊叫着。然后开始在海边拾贝壳。忽然间，他们发现了沙滩上有一行清晰的脚印。大概是出于好奇和年轻人特有的浪漫情怀，他们停下脚步。兴致勃勃地猜测起脚印的主人。有一个人说，那是海边渔村的一个小姑娘留下的。因为家里很穷， 所以她在天不亮的时候就到海边来拾海螺，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另一个人说，留下脚印的是一个女孩儿，“她有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沙滩上哀怨，哀怨又彷徨”。又一个人说，她失恋了. .再一个人说，你们都说错了，她是因为长得很丑而不想括了，所以她一直走下了大海。最后一个人说的近于残酷，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的。不过我依然暗暗发笑，因为在他们来海边之前我看见的是一个卖煮玉米的老妇人走过了沙滩。
        大海在喧哗着。想到几个年轻人在拾贝壳的时代还会注意到沙滩上的脚印，并且有着猜测和想象的兴趣，我似乎感到了一些安慰。
                                一
        食指的名诗《相信未来》写于1968年(当时他还没用这个笔名)。那时候我这个平民子弟在干什么?经历了“红色恐怖”，虽然“史无前倒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工人造反派的兴起已使红卫兵运动成为强弩之末，各个机关、厂矿的两派组织对立，相持，使社会进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恐怖依然在，只是最危险的日子过去了，我和许多人都开始厌烦并设法去逃避那无休止的并充满了阴谋诡计和个人野心的“派仗”。同时暗暗地在怀疑、苦闷、思考，利用闲余偷读“禁书”。在“暗室”里，我和朋友密谈，分析局势，预测未来，窃窃地讲着不合时宜的“反动话”；但是一到了晚上，就会傲起被追捕的恶梦。就在这时候，我悄悄地写起诗了。我的身边，也集合了一个小小的由平民子弟构成的“团体”。我们谈诗写诗，说人生， 自娱自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自由自在的“桃花源”。据我所知，当时的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类似的“桃花源— — 也有人称它为“小裴多菲俱乐部”。
        那个年月，鼓舞我生存和生活下去的勇气是诗。我常常默念着的是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及罗蒙诺索夫的：“森严的大自然枉费心机／从日的西岸直到东方／封闭着我们的进路. . ”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的是：“总离不开惊心动魄的梦乡／徒站在荒草蔓生的山岗／睡梦里是渺茫的希望／醒来时是泪水在流淌. . ” 希望是渺茫的，我的眼前一片灰暗。就在这时候，李恒久给我念诵了郭路生(食指)的诗。当时我最喜欢的是《索性干脆忘掉她吧》(现收入诗集的题名《还是干脆忘掉她吧》) 原诗第三节与现今收入集子的不同，为：“幻想可是最迷人的爱人／就像没有站稳脚跟的初春／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招回南去的雁群。”)最震动的是《相信未来》(现在删去了原作的第四节：“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和恐怖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一句“相信未来”就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震动 “未来”?未来是什么?那时的“未来”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相信未来”就意味着对现实不满，就是“反动”，就要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知道它的内涵，我懂得它的分量。我反复默念着：“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现改为“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穷的悲哀. 一“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相信未来..相信未来. .热爱生命.. ”我胆战心惊地把它抄在一个小本子上，藏在一个自以为很秘密的地方。
        我当然想见一见诗的作者—— 不仅是诗给了我震撼，而且我也对这个极有才华的诗作者发生兴趣。那是1968年的一天，李恒久把郭路生带来了。他瘦瘦的，带着微笑，身穿已经洗得发白了的绿军装，一点和投有“干部子弟”的狂傲的架子 我们一见如故，整整谈了一个下午，话题大部分都围绕着诗。眼睛是心灵的窗子。语言是思想话筒从感觉和理智上我知道，郭路生是信得过的“自己人” 那时候只有“自己人”才可以谈些“知心话”，否则你就会陷入灭顶之灾。因为我们是被告密、陷害包围着的。我至今记得郭路生朗诵了波德莱尔的诗，还极欣赏他念诵了我的一位朋友的诗《给北方的高粱》：“啊!北方的高粱／我看见了你，却感到很陌生，你像火一样的脸庞. ·“我们华夏的子孙／血虽然还是祖先的血／手里却互相比着式样相同的／古老的苗子枪／只有你们，北方的高粱，亲密地挤在一起..”我给郭路生和李恒久念诵的是我的长请新作《小路》：“小路啊／你在我的心里，你在我的身旁／你那伸向海角天涯的臂膀／总让我凝神回想／无论是你的曲折／无论是你的荒凉／那芳草天涯的足迹／怎不思恋久别的故乡. . ” 这
些诗，在那时候绝对属于“反动”和“不健康”，都在批判之列。
        — — 难忘1968年。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叉生”。即使是在最黑暗最专制的社会环境中，人类的思想火花依然闪耀；彻底扑灭人类的独立和自由精神， 只是专制独裁者的痴心妄想。从那以后，每当我苦闷烦恼的时候，我不仅要念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还要念诵《相信未来》和《索性干脆忘掉她吧》。没有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不会懂得，正是朋友的友谊和这样的诗句，使我们走过那黑暗，走过那苦难，使我们的精神没有扭曲，也没有变形。因为我们热爱生命，相信未来．坚定地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二
        我必须承认我在“文革”中扮演过“两面派”的角色，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是出于自私、懦弱和保护自己的本能。虽然我恐惧、怀疑、沮丧、苦闷、失望、愤恨，但我还是和大家一起参加了“造神”运动，手拿“红宝书”，唱着“万寿无疆”，甚至主动为黑板报写过“赞歌颂诗”。虽然我看清了“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但是我还是不能躲避“批邓”的“表态”。虽然我相信未来，但是我还是立足在“现实”，而不愿惹火烧身。用北京的俗话说．我和许多人一样，都“装过孙子”，都选择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把思想写出来的和说出来的遇罗克和张志新死了，我却活着，我们却活着。我写过也说过，许多人写过也说过，但那都是或大多是私下里，悄悄的，我没有胆量将自己的思想和呼号公布于众。所以．每当人们说遇罗克和张志新是“时代的勇士”的时候，我都会脸红．因为我活着。
        因为家兄议论江青和林彪而惹祸，在抄家之前，我把自己写的几十首“诗” 付之一炬。如果现今保留着，且有人愿意为我出版或由我自费出版，我一定把那些“歌功颂德”的和当年不敢见阳光的“朦胧诗”一起搬出来。因为那里有我的各种嘴脸，有我的表现欲， 有我心灵历程的足迹．那是我的“历史”。我们那一代，或说我就是那么活过来的。笑骂由人，并不是我行我素、满不在乎，而是无奈于自己写下的历史无法改变。假如再一次发生“文革 ，我相信自己肯定不去那样活着。借助郭路生的诗句：“不管人们对于我们. .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都愿意承受。
                                三
        这是一个无法摆脱或逃避的“情结”，说郭路生的诗不得不谈及“文革”历史。
        我是不会忘记那段历史的，尽管有人淡忘了，有人不愿提起，有人根本不知道或者不感兴趣。我并不担心有人“不知”说“知”，有人只知表面而不论内理，有人“环顾左右而言他” 却伤及无辜；我觉得最可悲是人们的忘却和任凭砂土把它掩埋，最可怕的是伤刚好就忘了疼，或者因为既得利益而继续做着曾经做过的那种令人可憎和可悲的事情。本文来自－我1爱1语1文－（我爱语文 http://www.52yuwen.com公益语文第一站）浏览
        新世纪来临，“文革”的噩梦已经逝去二十多年。在那噩梦的年代，留下了两个特殊的名词— — “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是和极左思潮、“红色恐怖” 联系在一起的；造反派，是和打砸抢、批斗群众批斗老干部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纯而言之，或者从总体印象来讲，这种联系也不为过，就像我们习惯于把高大的植物视为“树”，把矮小的植物称作“草”。但植物学家不会这么看．历史的江河也不是一片汪洋。
        红卫兵兴起，并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并不是偶然，也不是哪几个青年学生的突发奇想。实际上，它是“阶级斗争”、“不断革命”、“专制思想”、“封建等级”、“唯我独尊”、“‘左派’幼稚病”、“救世主思想”、“农民意识”、“朕即天下”等极“左”思潮和封建思想泛起的综合产物，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几治”之下的封闭社会必然生出的怪胎。发起组建红卫兵的中学生大多为“干部子弟”。由于出生在干部家庭，所以他们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政治信息的来源。因此也就更具政治的“敏感性 和“勇敢性” 姚文元在上海抛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一般的青年学生还在懵懂之中，他们已经闻到了其中的火药昧。等到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和署名何名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出台及姚文元再次抛出《评“三家村”— — (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就跳出来张贴了后被称为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几天以后，看准立功和出人头地时机的一些“干部子弟”中的学生，成立了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口号的最早的一批“红卫兵”。叉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被看重，受到校方压制(大多的学校，重视那些既听话叉学习好的学生，并称之为“品学兼优”。而这些学生多为知识分子家庭或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孩子；一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或者学习不太好，或者学习不错却因见识较多及有恃无恐的优越感而不那么听话。)，因此，他们一开始把矛头指向的只是本校的领导机构和教育系统，理由是校方和教育系统培养的是“修正主义苗子”，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就是说，从一开始，红卫兵的骨子里就蕴藏着“老子打天下，儿子坐天下”的封建思想，只不过他们在口头上高喊着“防修反修”。因为，只有这样才 名正言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血统论”应运而生，则是他们自以为得势以后自我膨胀、自以为是和狂妄无知的展现。但他们毕竟是热血青年，因此他们也不乏“理想”；只是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中国以外是什么样子，只知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们对自己所向往和鼓吹建立的那个“红彤彤的世界”是什么模样，他们自己并不清楚。
        红卫兵的出现．肯定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他老人家大概是心中暗喜，因为他知道，他想铲除的那些人大多属于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地下党”，这些人大多有些文化，因此新中国建国以后更多地安排在文教系统。不过他还嫌不够，因为仅仅冲击学校还不足以造成引起社会震动的声势，还不能完全涉及和冲垮那些不大听话的所谓“刘邓线上的人”．．于是有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已经当上丁“好汉” 的红卫兵必定琢磨了一下谁是“牛鬼蛇神”。谁呢?而且是“一切”。他们肯定不会去想自己当权为官的老爹。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扫向了被他们认为是低他们一等或几等的非“红五类”和他们的家长。他们自认为心领神会，凶猛地杀向社会，对他们自定的目标“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实行抄家、揪斗、捆绑、鞭打、剃阴阳头，完全掌握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杀大权。对于这些践踏法律法规、草菅人命的行为行动，执法部门不管不问，实际上就是默许、鼓励和支持。据说江青对此有一个说法，叫做：“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毛泽东则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写道：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的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有了毛泽东的支持，红卫兵的声势更加浩大，不仅是全国各地的中学和大学成立了红卫兵，就连小学也有了“红小兵”组织。
        红卫兵冲上社会以后，一时间使社会上的各行各业目瞪口呆。待到反应过来．大多数厂矿、企业、机关，纷纷在“文革领导小组”或实权派领导的掌握下成立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他们效仿学生，开始揪斗(批斗、挂牌、成立“黑帮队”等)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其中包括有历史问题的非“红五类”出身的职工(无论他当时干什么工作)一个个噤若寒蝉。然后，“文革领导小组”和“红卫兵”开始勒令轰赶和强行押懈他们批斗的对象(还活着的)“回老家”，在农村进行监督改造。农村也开始骚动起来，模仿城市的学校、机关、厂矿，也成立了“红卫兵 有的地方，不仅对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实行批斗、抄家，甚至还用铁锹将他们拍死，挖坑将一些人活埋(包括老人和几岁的孩子。)
        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三种“红卫兵”，即：“学生”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农民”红卫兵。应该说明的是，并非所有的“红卫兵”都参加了抄家、打人、杀人，并非所有的“红卫兵”赞同这些野蛮的作法。从小学就开始写诗的郭路生，就是这样的人。当时他住在被称为“干部区”的百万庄楼区，他的同学和邻居的孩子大部分都参加了“红卫兵”，他也曾为“红卫兵”的出现而兴奋过，但他对打砸抢等行为不以为然。他的兴趣在文学，在诗。虽然他属于“干部子弟”，在“好汉”之列，但是他最欣赏的文章却是《出身论》。作为“文学青年”，他没有“政治野心”，没有也不可能有成型的、成熟的“政治思考”。实事求是地说，不仅是郭路生，就是大多数学生“红卫兵”也只是一批不懂政治的、幼稚的、陷人盲目狂热的青年。据我所知，在学生“红卫兵”中，参与抄家、打人和草菅人命的，绝大多数是中学生，在中学生中，比较残酷和野蛮的，是初中生；最残酷、最野蛮的事情，则发生在农村。“无知者”不仅会盲从，而且还会“无畏”！
        但制造“红色恐怖”并不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终极目的，他们的意图是打倒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实就是要打倒他们认为没站在他们“路线”的和不合他们心意的掌权干部 他们要夺权，要重新分配权力。于是他们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刻意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就这样，他们把由他们所煽动、由“红卫兵”所制造的“红色恐怖”安到了刘、邓头上，安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对于他们所利用过的“红卫兵”，自然要来一个“狡兔死，走狗烹”。
        批“反动路线”的风潮，给原本那些受威胁、受压制的或已经受到冲击的群众带来了机会。原来的“红卫兵 组织发生了分裂。同时又有新的红卫兵组织成立。大学有了以地质学院“东方红”、清华大学“井岗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为首的“三司”，与初起的“红卫兵”组织“一司”相抗衡。中学“红卫兵”则分成了吸收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的“四三”派和坚持“血统论”的“四四”派。工厂和农村也兴起了“造反派”组织，与原来的厂、村“文革”领导小组和他们所操纵的“红卫兵”相对抗。于是，一场混战开始—— 双方都要自保，都想铲除异己；于是，双方都要用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最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于是，厂矿企业和农村的“革命造反者”与中学“红卫兵”的“四三派”、大专院校的“三司”站成了盟友。与之相对立的，则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保皇派”的老红卫兵及其外围 被称为“保皇派”的一派，害怕被清算，也要自保，于是也号称自身是最革命的，也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并称对立一方属于“牛鬼蛇神翻天”。于是你死我活，对立组织的“武斗”开始。事到如今“造反派”已经成了搞“打、砸、抢”和“为非作歹”的一小撮人的代名词。实际上，在“文革”时，几乎所有参加“派别”斗争的人都打着“造反”的旗帜，学生“红卫兵” 则是最早的“造反者”；那时，“造反派”是一个时髦的自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先锋和主力。它不是一小撮人，而是千千万万被愚弄、被利用，同时也在“自保”的群众。直到“文革”以后，它才被“小丑化”、“匪徒化”。
        最早发起和参加“红卫兵”的“老兵”开始对“中央文革”不满，因为他们再不能够像刚一开始那样耀武扬威，更何况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父母成了“黑帮”、“走资派”，成了批斗对象。从理论上讲，他们突然从“好汉”变成了“浑蛋”。他们感觉受了愚弄，感到委屈、愤怒，不甘心。于是，一些老兵(以红卫兵海淀“纠察队”和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部分成员为首)成立了被称为“联动”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他们毕竟为数不多，且因抄家、打人而臭名昭著，被广大市民特别是被新兴的“三司”和“造反派”深痛恶绝，所以当恼羞成怒的“中央文革”翻脸以后，他们很快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铲除了“联动”以后，“三司”和“造反派”替代了“老红卫兵”，进而成为“四人帮”的政治工具 此外，江青和“中央文革”灭“老兵”还有更加复杂的原因。后来，一些“老兵”把他们当年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行为视“英雄业绩”，也不无道理，只是他们不曾反省他们给社会带来的灾害及主、客观动机，就属于 割断历史”和“文过饰非”了。
        当然，那些灾难的责任不能完全推在他们的身上。“文革”中，不仅他们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所利用的“打手”、“工具”和“牺牲品 ；就是抵制他们的“造反派”也是“四人帮”所利用的“打手”、“工具”和“牺牲品”。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觉，两者依旧是有明显的差别。为此，上海作家、学者兼评论家萧关鸿对“红卫兵”和“造反派”有精辟的分析：“同是造反派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红卫兵的造反行为多少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在经历了最初的狂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逐步企图离开‘文化大革命’的轨道，提出了许多幼稚却叉离经叛道的主张：要求自己组织政党，要求巴黎公社式的直接选举，等等. .这些主张已经大大超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许可范围，更多地带着年轻的有文化的新一代对公民权力的追求和对国家政治生括参与的朦胧要求，这当然是不被允许的。”萧关鸿叉说：“这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和‘领导阶级’，始终没有形成任何一场大革命中领导集团所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政治主张，既没有自己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工人造反派根本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标准. . ”(《造反及其他》)可惜这些分析没有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对“文革”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怛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参加过“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人，已经对他们被利用和当工具的角色有所醒悟。
        我们承认“文革”造成全民族的灾难，但“文革”的灾难不仅仅是哪几个人造成的，历史的罪人也不仅仅是哪几个人，而是应该进行全民族的反思。千百年来，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所宣扬的一直是“效忠”，极力取消“自我”和扼杀“个性”；反人性、非人道的奴化教育一直以各种面目出现着，待到“文革”动乱，沉渣泛起— — 狂妄、专横、野蛮、凶残、报复、诬陷、出卖、投靠、逃避、逢迎、自私自利、麻木不仁、阿Q精神、当打手、当帮凶、装孙子. . “丑陋中国人”的“人性之恶”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当然，这一切到头来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他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那么你就得永远站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一撤脚他就会“翻身”。“文革”像一个大饼铛，翻饼烙饼，把所有的人都烙了，最后烙饼的人也进了饼铛，把自己给烙了。
        “文革”中最神圣的还是“最高指示”。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成了不容怀疑、置辩和必须执行的“圣旨”和“神旨”，用林彪的话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据说当年武汉有一家小吃店。在门前挂起了一条“最高指示”，叫做“这里的豆豉最好吃”。于是— — 不管你爱吃不爱吃，只要你说不好吃就是反对“最高指示”，就是反对“伟大领袖”，就是反革命。当一个人的思想替代了亿万人的思想、一个人的好恶不得不成为亿万人的好恶的时候，人类不可能不退化到野蛮的原始社会。于是一个口号应运而生，叫做：“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 什么叫“一切”?就是“思想”、“心跳”、“说话”、“走路”、“吃饭”、“打哈欠”、“娶媳妇”. .你都要服从他紧跟他、想着他、为了他，说白了，就是几亿中国人都要为了他一个人活着。这是连封建皇帝都不敢想的事情。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但那就是昨日“文革”的现实，而不是天方夜谭。原来“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一个人服务，而“人民”只有服服贴贴当“顺民”、“工具”和“奴才”才是“人民”，否则就要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
        我们真是应该听从巴金先生的倡言，建立“文革博物馆”，让我们自己不至于伤刚好就忘了疼。让后人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带脓的皮肉很难受，只有“脓包” 破了，“脓”挤出去了，病伤才能痊愈。“文革”把“极左 推向了极致，才使许许多多的人对“人斗人”的机制产生了厌恶、反感和愤恨， 改革、开放的契机也就由此而生。这大概算得上“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道理。那么，我们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没有错的。
                                四
        距1968年长达三十年之遥的1999年，也是二十世纪末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老朋友和新朋友在茶艺馆喝茶。其中有一个年近五十且形色潦倒的人，我见他拿茶杯时手在发抖。听朋友私下说，他在“文革”时挨过斗，后来下乡插队，再后来当工人，又当了几年采购，至今是三代人同住一间平房。家境困
难，他偏偏还是一个“酒鬼”，不喝够三两酒手就会发颤。
        大概是“借酒浇愁”吧?我暗暗对他产生几分同情，连说话都十分小心，生怕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也怕触及他的旧时的伤痛。一说话却发现他很健谈，那话语和亮亮的眼睛里，表现着他是一个见过世面且是一个很有知识和见解的人。听着他没完没了的话，不知为什么，我反倒觉得有些难受。
        见他穿着在“文革” 中司空见惯现今却已少见的深蓝色“中山装”，我有些好奇地问：“您怎么还穿这种衣HE?”他抖抖地喝着茶说：“今天是12月26日．不是老人家的生日么．所以. . ”
        恍然，愕然，默然。我真的不愿再去猜想“文革”当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伴着涛声，我又一次在海边漫步徜徉。
        沙滩上空荡荡的， 昨日的脚印早已被浪花冲刷得没了踪迹，贝壳和海螺也已不再属于昨日的“那一个”。遗憾吗?抑或哀伤?大海孕育了海螺和贝壳的生命．现在又把它进人死亡 但这并不奇怪，因为生死循环，谁都不能改变。甚至于我想，死的悲哀同时也伴随着生的欢乐. . 在特定的环境中，其实人的境遇很可能连海螺和贝壳还不如：起码地说，海螺和海螺、贝壳和贝壳是不会自相残杀的。沙滩上的脚印是人走过而留下的— —那里是讨生括者的艰辛， 还是旅游者的轻快?或者相反?但毫无疑问，它们都被有情和无情的浪花抹去了。
        只是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死去的贝壳和海螺也曾拥有生命，脚步被抹去了，人的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并不会因痕迹的消失而被抹去。
        海在喧哗着，我还想着昨日的沙滩，还想着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热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