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 解读——鲁迅《阿Q正传》（三）

我们上一次读到了《阿Q正传》的第七章，要革命。今天我们看第八章，就是不准革命。上一次我们已经分析了，阿Q之所以要革命，不是受了革命的宣传，他也不懂革命理论，也没有人来组织他，“革命党竟然不叫他”，阿Q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要革命呢？革命对于阿Q来讲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人为什么要革命？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反革命”的时代，我们的主流声音，大多数人是不许革命的，是反对革命的，认为革命是坏事。一想到革命就想到革命很穷、革命要杀人、革命不干净、革命不能天天洗澡，总是想到革命不好的东西，今天大多大数人是不喜欢革命的。因为不喜欢革命，然后就有一部分人开始诬蔑革命，找出革命这么多的缺点、错误来。再进一步推理呢，认为革命是少数人搞的，认为“天下本无事，少数人闹革命”。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比如说像彭湃那样的革命家，他自己家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家，他一把火把自己家里烧了，然后去领导人家革命，对他来说，革命可能是一种理论的促使。但是读了阿Q的故事，我们知道，对于阿Q这样的人来讲，革命是本能，不革命阿Q没有办法活。即使比阿Q生活的稍微好一点的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不革命怎么办？所有的路都已经堵死了，不革命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他既不能有一口饭吃，也不能传宗接代。革命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生活的，革命就是生活的必需。革命不一定要杀人，革命可以一点一点的，今天吃面条，明天不能吃面条了，明天吃饺子，这本来也是革命。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小小的革命你都给它扼杀掉，不许它的话，那就要杀人。所以《阿Q正传》讲的非常分明，对于阿Q这样的人来讲，革命是必需的。他可能不知道革命这个词，反正他认为这个秩序必须改变。只有改变秩序，历史才能延续下去。一部中华文明是为什么延续这么多年？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其实是最善于革命的，尽管这个概念似乎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为什么从汉字中找出这样一个词来翻译这个revolution？为什么从汉字中找到“革命”这两个字？你们去想一想。

可是阿Q这样的发自本能的革命欲望，其实是一样很卑微的愿望，却不能实现。阿Q的这个愿望都不能说是卑微，甚至使可鄙的——我们上次分析了，他革命之后都要干什么啊？要干那些事情。因为自己要活，由于心理积压了太多的仇恨，所以他革命之后要做非常过分的事。可是这样的愿望他不能实现。

我们看第八章，不准革命。革命风潮到来之后呢，听说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没有什么大异样，这个平淡的叙述里面有不平淡的心情。按理说革命了，应该很多事情都变了嘛，可是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变来变去，那个当官的人还是那个人。比如说现在俄罗斯据说是经过大革命了，现在已经实现了天堂般的资本主义生活了，可是呢，享福的其实还是原来的人。原来的党委书记摇身一变，现在就是大款、亿万富翁。他变了名称了，原来叫党委书记，现在叫什么总经理，现在叫什么董事长；这是一样的。就好像最近网上流传的笑话一样，以前地主向长工收房租，后来觉得收房租不过瘾，就把房子卖给长工。地主说：“把房子卖给他，咱们就不能收房租了。”管家说：“不要紧，咱们照样收，咱们换个名目，叫物业管理费。”（众笑）很多事情，你看这好像变了，其实根本没有变，甚至变本加厉。革命之后，赵府变了，名称变了，但是那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没有变。

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革命党也开始分好的和不好的了，开始加名目了。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这个事可能是辛亥革命中唯一引起震荡的事情，剪辫子这个事，就是中国人的头发变来变去。应该说今天还是活在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起码头发比较自由了。过去头发不能随便改变的。满清入关为了剃头留辫子，死了多少人？满清被推翻，为了剪这个辫子，有死了多少人？每一个时代，毛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韩国的时候，看到韩国中学生在抗议政府，因为政府要求他们都统一发饰，他们要求解放，开展一个“头发自由化运动”，要求有自由剪发、染发的权利。其实在小小的头发、服装这样的事件里面都包含着革命性的问题。这个动手剪辫子里说了一句：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这里出现一个人名叫七斤。大家如果读过鲁迅的别的小说，会想起这是那篇小说里的人物呢？《风波》。在鲁迅的《风波》里出现过这个人，叫航船七斤，可是他在《阿Q正传》里又提到这个人。在自己的一篇小说里，提到自己另一篇小说中的一个人，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增强了真实感，好像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个人一样，你看在这篇作品里他又提到七斤了。通过这种在不同的作品里把人物、事件串联在一起的方法，使这些作品连成一个整体，这种创作方法叫做“连环格”，就好像金庸在《飞狐外传》里提到陈家洛一样。《飞狐外传》本来写胡斐的，写到他路上遇到一个人，马上对了一掌，那个人叫陈家洛，其实陈家洛是《书剑恩仇录》里面的主人公。这种“连环格”方法用在武侠小说里面是三十年代的事，三十年代有一个叫姚明埃（音）的，他把自己的小说串成一体，这个小说里有那个小说的人物，在这里是一号人物，那里可能变成五号，这样就显得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么一个大的江湖事件一样。但是我们看，其实更早，鲁迅就这样用了，鲁迅在1921年写《阿Q正传》就这样用了。鲁迅自己未必是自觉地，没有自觉的理论意识，他完全是靠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他觉得这样做有好处。所以你觉得鲁迅真的描写出一个不存在的未庄世界、一个鲁镇世界，其实这些都是虚构的嘛，但是好像有一样。这是我们顺便将一个艺术描写问题。

因为有剪辫子，所以未庄人就不敢进城了。但是虽然不敢进城，革命一样波及到他们，所以这里面写的跟《风波》的主题是一样的。那么怎么样呢？几天之后，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了，开始把这个辫子盘上。早经说过，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就是那个秀才。其次便是赵司晨和赵白眼，后来是阿Ｑ。阿Q也跟着他们盘着辫子。倘在夏天，大家将辫子盘在上顶上或者打一个结，本不算什么稀奇事，但现在是暮秋，所以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盘辫家不能不说是万分的英断，盘辫子这样一个事，不说盘辫者，叫盘辫家，像革命家一样的，给他放大了：这是些英明决断的人物。所以说从这些细节，他说未庄也不能说无关于改革了。

阿Q盘着辫子一走，人家就说“豁，革命党来了！”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说什么话，阿Ｑ当初很不快，后来便很不平。然而，阿Ｑ总觉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应该只是这样的。他觉得自己盘上辫子就算是革命家了。况且有一回看见小Ｄ，愈使他气破肚皮了。

小Ｄ也将辫子盘在头顶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Ｑ万料不到他也敢这样做，自己也决不准他这样做！小Ｄ是什么东西呢？阿Q的革命思想越来越偏激了，自己这样做算是革命，却不许别人来革命。其实革命还没有开始呢，就开始打击、排斥想象中的异己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史实是，革命还没有成功的时候，革命内部就开始打击、排斥异己来；在阿Q这里，革命还没开始呢，自己算不算革命者还不一定呢，他已经开始盘算着打击异己了。革命的艰难其实主要不是来自革命的对象，革命的艰难主要来自革命本身。这里阿Q就要跟小D作对。

这几日里，进城去的只有一个假洋鬼子。他们和举人老爷都攀上了关系，假洋鬼子上城了。特别是上城回来的时候，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弄了一个标志回来。未庄人都惊服，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老百姓不懂什么叫自由党，他们认为叫柿油党。一个理论，你不能接近民众，不能让民众明白，民众就会想各种办法自己去解释，一直解释到他自己能够理解为止。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认为是“柿油”。说这个顶子抵得一个翰林；赵太爷因此也骤然大阔，远过于他儿子初隽秀才的时候，所以目空一切，见了阿Ｑ，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里了。连阿Q也不放在眼里了，所以阿Q重新感到了不平，感到冷落。一听得这银桃子的传说，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光盘辫子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跟革命党去结识。你必须跟革命党攀上关系。本来阿Q的革命是出自本能，革命的正，根本来在阿Q这里，谁需要革命，他本来就是革命的主体，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人，他们需要革命，他们才是革命的主人。可是革命一旦有风吹草动的时候，马上有强有力的人，来包办、代替革命。这是革命的又一个大问题，马上有人来包办代替革命。就像我们各种考试一样，你想考北大，你想考大学，有很多人帮你忙，有人帮你查分，说你差三分，你拿多少钱我帮你进去。所有的事情都有包办代替的，革命也有包办代替的，因为老百姓自己没有革命的能力。我们今天不革命了，但是我们今天总有各种委屈，据说是通过法治可以解决的，要打官司，于是就有很多很多的人替你打官司。替你打官司的据说都是最善良、最正直的正人君子，都是绅士，也都有博士学位。他们今天也都明码标价了，哪个级别的要收多少钱，他们替你打官司，替你包办。你自己有理没理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打赢官司你也不知道，你的命运是捏在他们的手里，然后他们有办法和决定你命运的人去讨价还价，去建立各种关系。最后告诉你，你的官司赢了，你就感恩戴德、感天谢地，你就觉得“啊，居然我赢了”。如果你输了，你只能认自己倒霉。天地间的公理是掌握在这些包办者手中的。

阿Q现在明白了，自己光有革命觉悟是不行的，你把辫子盘起来，没用，得去结识革命党。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它对或是不对，而是讲它是革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无奈。比如说革命过程中要闹土改，农民能不能自己把地主的地分了？不行，革命党来了说不行，这要重新分。你没有经过组织嘛，没有经过组织，你们几个怎么能够把地主家地分了呢？要组织上来重新搞土改。

而阿Q他只认识两个革命党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他就去找假洋鬼子去。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Ｑ曾经领教过的棍子，我们看这是阿Q眼中的革命者形象。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像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我们看阿Q眼中的革命者是这个形象，不男不女、不洋不中的。

    阿Q就走过去，不知道叫什么好：叫他假洋鬼子也不行的，叫革命党也不妥。但是假洋鬼子却没有看见他，正在那里演讲：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们见面，我总是说：洪哥！我们动手罢！他却总说道Ｎｏ！——这是洋话，你们不懂的。（众笑）这几句话特别传神，活画出假洋鬼子的灵魂，其实自己什么也没干过，只会吹牛，只会捡革命的洋酪（音）的假革命党，用鲁迅的话叫“伪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假海归”，动不动就说我兄弟在英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那么这个洪哥是谁呢？是黎元洪。其实黎元洪还并不是真正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我们不敢说他是窃据了胜利果实，反正是巧妙地就得到了，或者说他福气比较大。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吓得钻在床底下，是士兵把他从床底下拽出来，硬推他为领袖的，说“非你领导我们不可，我们自己领导不了我们自己”。那些士兵其实也是一个个阿Q，士兵们是有革命要求的，但是自己领导不了自己，必须要找人给自己来包办；革命到处充满了悖谬，充满了二律背反。

然后假洋鬼子在这里吹牛，阿Q就小心地跟他搭话。洋先生才看见他：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阿Q想说我要投降革命党嘛。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

阿Ｑ将手向头上一遮，跑出去了。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这里不叫他假洋鬼子了，直接叫他洋先生，强调他的西洋背景、外国背景。革命本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是土生土长的事，却偏偏有一些自以为喝了洋墨水的人，要包办中国的事情，不但包办阿Q这样的小人物，在大人物之间，也是长期经过了“土”和“洋”的斗争。我们可以想到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不论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都应该共认的，可是毛泽东就长期遭遇了“不准革命”的这种痛苦。谁不许他革命？就是共产党内的那些洋先生，党内有许许多多的将洋鬼子。我们今天假洋鬼子开口就说美国、英国，那时候开口就说莫斯科，“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我是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我们是真正读过《资本论》的，你懂得什么？”所以毛泽东在他们面前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看毛泽东简直就是一个土包子，没有文化，不许毛泽东革命。毛泽东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江西、在井冈山那里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这些洋先生躲在上海的租界里吃面包、喝牛奶。终于有一天，他们混不下去了，上海的党组织全部被破坏掉了，他们只好投奔到“土包子”那里去，跑到苏区去。去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后来过意不去，让他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毛主席”就是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不过那个主席是没有实权的，相当于今天的工会主席（众笑），给大家发发大米、发发豆油什么的。所以毛泽东是长期的把这些洋先生都看透了，他知道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不是红军被消灭得差不多、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快没有的情况下，他们才不会想到让毛泽东东山再起呢。这是题外之话了，阿Q没有这么伟大，但是阿Q同样有忧愁：

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Ｄ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他这里越是调侃阿Q，就显得阿Q越可怜，这样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最不需要革命的人把革命全部包办了，其实假洋鬼子是不需要革命的人，他把革命全包办了，把要革命的人“滚出去”。所以阿Q觉得无聊、无意味，所以只好去喝酒，喝了酒之后就能够忘却，重新高兴起来。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才踱回土谷祠去。忽然听得异样的声音，像爆竹一样。阿Ｑ本来是爱看热闹，爱管闲事的，就寻过去。听见脚步声，猛然间一个人从对面逃来了。阿Ｑ一看见，便赶紧翻身跟着逃，跟着那人转弯。后来看到那个人是小D。

    “什么？”阿Ｑ不平起来了。

    “赵……赵家遭抢了！”小Ｄ气喘吁吁的说。原来发生案件了。

    阿Ｑ的心怦怦的跳了。看来革命是要带来混乱的，终于带来混乱了，有钱人家被抢了。小Ｄ说了便走；阿Ｑ却逃而又停的两三回。但他究竟是做过“这路生意”，格外胆大，仔细的听，似乎有些嚷嚷，又仔细的看，似乎许多白盔白甲的人，把箱子、器具都抬出了，他想去上前看，没有动。这里强调阿Q并没有去参与，没有参与搬这些东西的事情

    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像上古一样太平，这是讽刺。然后阿Q看到自己发烦，感到无聊，就回到土谷祠去了。关好大门，摸进自己的屋子里。他躺了好一会，这才定了神，而且发出关于自己的思想来：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现在好像有人又革命行动了，可是没有叫阿Q。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并不来打招呼，搬了许多好东西，又没有

自己的份，——这全是假洋鬼子可恶，这是阿Q总结的。不准我造反，否则，这次何至于没有我的份呢？阿Ｑ越想越气，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思想开始变了。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想得特别过瘾，想到杀头时候的那个情形。

我们看这件事一发生，阿Q由一个要求革命的、愚昧的农民，忽然变成一个反革命的、愚昧的农民。一个要革命的人，具有革命本能的人，他的革命欲望被浇灭了、被扼杀了之后，他怎么办？他还要再生存，他有一线希望他就要生存，那么，他就可能会变成反革命。很多反革命的人并不是本能地要反革命，是因为他革命的权利被剥夺了、被扼杀了。其实大多数革命者，大多大户共产党员闹革命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好好读《阿Q正传》，《阿Q正传》是最好的革命教科书，把革命的重要问题讲的是这样的深刻、这样的清楚。谁是革命的主人？革命有哪些问题？有哪些危险？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如果你说有些人胆小，不敢革命，那么你说反革命同样危险啊！去告人家状，让人家杀头，这也是危险的事情啊；但是从阿Q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反革命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因为革命外在于革命的主体，最后革命的主体就会异化，——我们说一下绕弯子的话，革命的主体是怎么异化的？——异化成革命的对立面，最后，非常荒谬，因为革命被那些不需要革命的人窃据着，真正需要革命的人只好反革命。就像“竹林七贤”魏晋名士一样，魏晋名士本来是忠孝双全的好人，可是“忠”与“孝”，好的名目都被别人窃据了，他们只好不忠不孝。一样的，本来是最需要革命的人，最聪敏最了不起的人是最需要自由的，但是“自由”这么好的词已经被别人窃据了，他们都号称自由主义分子、自由主义思想家，真正需要自由的人只好放弃“自由”，说“我是坏人，我是另外的、不自由的人”。所以到此，阿Q的革命希望彻底破灭了；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就要当一个最坏的人了。在这里还可以想到幸福，革命，——你想想，革命是改变命运的意思；“革”就是改，革命不是杀人家的头，革命是改变命运；你不能改变人家穷苦人家的命运，那他就要反革命。好，我们看看阿Q的结局吧。

第九章大团圆，第九章为什么叫“大团圆”呢？因为鲁迅的《阿Q正传》越写越精彩，反响越来越强烈。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看头两章以为这是通俗小说嘛，没注意看。写到“优胜记略”的时候，议论就热烈起来了，很多人都猜：“这个巴人是谁啊？谁这么损啊？”还有的人说：“这写的阿Q到底是谁呢？”很多人都怀疑写的是自己（众大笑）。这个非常有意思，为什么说阿Q有代表性呢？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那个仇人在报复他，在害他。在《阿Q正传》发表后几年，《现代评论》上有一篇文章，作者叫高一涵（音），他说：“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Ｑ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众笑。孔老师：写得很神）。从此疑神疑鬼，凡是与登载《阿Ｑ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所不免做了他所认为的《阿Ｑ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听出来《阿Ｑ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大悟，又逢人说明，说不是骂他（众大笑。孔老师：我们看这个很有意思）。”

这么多人认为是骂自己，所以鲁迅后来把《阿Q正传》收进《呐喊》的时候，还有人问他“你到底是在骂谁跟谁呢？”鲁迅说：“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我悲愤，我没本事啊，我没本事让人家不把我看得这么低劣，人家非得认为我是骂谁骂谁，他不能认为我是指某种普遍的现象。所以阿Q到底是谁后来一直争论到现在。

我们看阿Q被人争论着，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作为报纸的编辑，我们想，他是一种什么心情呢？他希望这个小说无限的写下去，对吧？好维持热点，报纸好畅销。就像金庸一样，写完《射雕英雄传》还不行，还要继续写《神雕侠侣》，必须写《倚天屠龙记》，让他无限的写下去，连载小说嘛。《阿Q正传》就要变成连载小说这样的命运。鲁迅他是不愿意写这样的连载小说的，他老想结束，但是那个编辑孙甫远先生不让他结束，必须继续写。终于，有一次机会来了，孙甫园有一次出差了（众大笑），出差了让人代管。鲁迅趁他出差的机会迅速就把阿Q给枪毙了（众笑），所以我们看到《阿Q正传》是这样短。有人说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他不喜欢写长篇小说，他觉得问题已纪写得差不多了。按他的才华，这个情节可以无限写下去，写无数的阿Q可怜可悲的事情。但是他觉得道理已经讲完了，他想把它结束，所以这一章叫“大团圆”。

鲁迅在评价中国小说的时候，他是反对大团圆的结局的，鲁迅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是“瞒”和“骗”。明明生活是苦难的，你非要把听说圆了，才子佳人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这是生活中非常少的事情，小说里却到处都是，所以鲁迅认为这种文艺是欺骗的文艺。鲁迅这种文艺观、创作观是精英创作观，其实大多数人，大多数民众就愿意看这个大团圆的结尾，就像我们爱看好莱坞大片一样，都是大团圆结尾，英雄一定得到美人。我们知道，凡是你要塑造愚昧的国民，让他们都听政府的话，听电视的话，就必须有大量这样的作品。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鲁迅认为是需要反对大团圆的。所以这里用“大团圆”三个字是反讽，最后并不团圆，这个“大团圆”只是说并不团圆的“大团圆”。

赵家被抢了。未庄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鲁迅把握人的心理总是异常的准确，又快意又恐慌。阿Ｑ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后，阿Ｑ在半夜里忽被抓进县城里去了。不许革命、也没有机会参与革命的人，还不算完，你以为你不参与革命你就没事了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他竟然被抓起来了。然后描写一下：那时恰是暗夜，一队兵，一队团丁，一队警察，五个侦探，（众笑）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啊，所有的编制都在。悄悄地到了未庄，乘昏暗围住土谷祠，正对门架好机关枪；（众笑）我们看，如临大敌一般，使用了正规部队，还有民兵、武警、公安干警，都来了，整个一个组织好的反恐大队，把阿Q当萨达姆来抓一样。他们期待着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阿Ｑ不冲出。这里写得非常妙，并没有冲出来。鲁迅说，对付看客的最好办法就是使他无戏可看，他们都希望阿Q冲出来，然而阿Q不冲出。许多时没有动静，把总焦急起来了，指挥官很着急。悬了二十千的赏，悬了高额的赏金。才有两个团丁冒了险，逾垣进去，跳墙进去里应外合，一拥而入，将阿Ｑ抓出来；这使我想起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场面，法制节目很喜欢播这种镜头，哗一群人冲进去，把人家按在床上，然后大喝一声“不许动”什么的。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机关枪左近，他才有些清醒了。其实还睡着呢。动用这么多的人马，就差动用地对空导弹了，就抓了阿Q这么一个人，可见这样一群废物。

    到进城，已经是正午，阿Ｑ见自己被搀进一所破衙门，转了五六个弯，便推在一间小屋里。他才明白被关起来了。但是阿Q并不很苦闷，因为他那土谷祠里的卧室，也并没有比这间屋子更高明。对他这样的人来说，住哪都无所谓。然后和他蹲监牢的有两个，一个是举人老爷要追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一个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他们问阿Ｑ，阿Ｑ爽利的答道，“因为我想造反。”（众笑）阿Q居然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因为我想造反”，还在这种虚幻的英雄感觉中生活呢，觉得自己是造反的人，其实这里还是写他的愚昧。

    下半天便被抓出去去过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Ｑ疑心他是和尚，（众笑）这里老师写阿Q的很有趣的心理状态。他越写阿Q细心观察，就越显阿Q的愚昧、粗鲁，这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要诀：粗人要细写。你要写一个人很粗，怎么办呢？一定要写他的一些细节，写他动脑筋；越写他动脑筋，越显得他没文化，越写出他的愚昧来。《水浒传》就是这么做的，你读了《水浒传》你怎么知道李逵是个粗人呢？就因为到处写他很细致地动脑筋，每一处动脑筋都很可笑，就知道李逵是个没有心机的人，是个一片天真烂漫的人。鲁迅写阿Q也是这样的，他老在那琢磨事，剃得精光他就认为他是和尚。在这里呢，他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

    阿Ｑ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你看人家不让他跪，他到了那就跪下了。这种情形是鲁迅很喜欢描写的，给了鲁迅很深的印象：就是来百姓见了官之后的态度。为什么人家不让他跪，他却自然而然地跪下了？这是千百年来，人民被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性。没有人教给他，他见了官就自然发抖。

“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你看那些人，一方面享受着奴隶的跪拜，又要痛斥他是奴隶性，并不来解放他。我们知道到了中华民国之后，终于慢慢的不下跪了，改成其它的礼节。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礼节又进步了。表面上看群众和官的关系在形式上进步很大，但是其实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习惯是很难从心灵深处去掉的。我们看今天，我们大多数的民众见了领导干部，他不自然的，你看他那个样子就出来了。虽然没有跪，虽然没有拜，但是那个骨头自然就松起来了，自然就好像飘浮在空中一样的。你在电视里观看一下，就能够看得非常清楚，就是见了官膝盖没有弯，其实心里面早已经弯下去了。这是不知道过多少年才能改变的。我有时候在会场上参加一场会议，明明大家在会场上坐得好好的，谈笑风生，忽然一个领导干部进来了，我这一回头，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了，就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众笑）。其实我对领导同志一向是很尊重的（众笑），从来没有故意的不尊重过领导，但这不怨我啊，别人都站起来，就我一个人坐着，所以领导从此就认为我是一个坏人（众笑）。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天大的冤枉；有的时候我很生气：“谁让你们站起来的？没人让你站起来，你为什么要站起来呢？”习惯，这就是习惯。当你问他的时候他也明白，说：“哎呀，是啊。我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怎么回事，看他进来，我就觉得应该站起来。”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阿Q被审问了“你从实招来罢，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我们看这是惯用的审问人的技俩，先说我早就知道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领导都是这么问人的。那光头的老头子看定了阿Ｑ的脸，沉静的清楚的说。

    “招罢！”长衫人物也大声说。

    “我本来要……来投……”阿Ｑ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这才断断续续的说。他还知道把自己的意思说一遍。

    “那么，为什么不来的呢？”老头子和气的问。越是和气的人越阴险。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说！此刻说，也迟了。现在你的同党在那里？”

    “什么？……”

“那一晚打劫赵家的一伙人。”我们看这个老头子审问阿Q的这段对话出现了什么问题？出现了语文问题，出现了严重的语文问题。阿Q说“我本来要……来投……”。“投”是可以组成各种词的，他想说什么？他想说投降、投靠、投奔，是这一组词。但是老头子认为他说的是什么呢？老头子说的是你怎么不来投案自首。很可以把这个变成一道巧妙的高考题的：阿Q跟他之间的交流出了什么问题了？（众笑）这个老头子是那时候当官的人，应该是读过很多文章的，应该语文功夫并不差；可是这样的人都会出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想自己会有错误，自己可能会冤枉人，哪怕多问一句呢。我们从一个正常的执法者角度讲，要让被告把话说全了、说清楚了，他再也不会说话你也要让他说清楚了，怎么他一说个“投”你就认为是要投案自首呢？冤假错案有很多很多种原因，有一部分是语文原因。包括今天有很多律师和法官，你看看他们写的那个东西，可能就因为语言的问题就会判错案。

阿Q就更不用讲语文水平了，他都不知道对方是怎么误会他的。对方已经误会他，他已经落到一个陷阱里面，他还不自知。人家问他同党在哪里，他说：“他们没有来叫我。他们自己搬走了。”阿Ｑ提起来便愤愤。我看鲁迅要写武侠小说完全可以，他非常会制造冤假错案。你看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但都认为没有误解，好像能够说到一块儿去一样；好像韦小宝和胡一刀越说越近一样，其实两人说的不是一回事。这里就是这样，越说越近，其实各说各的。

    “走到那里去了呢？说出来便放你了。”老头子更和气了。越和气的时候说明他应经控制住你了，越有信念。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来叫我……”两套话语，根本不能混到一块儿去的两套话语。

然而老头子使了一个眼色，阿Ｑ便又被抓进栅栏门里了。这就已经定案了。其实他等于承认自己和那些人是一伙的，叫没叫你无所谓，自己已经是抢劫集团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又被抓去，大堂的情形都照旧。上面仍然坐着光头的老头子，阿Ｑ也仍然下了跪。这都没变，你说他是奴隶性，第二天他还要跪。

    老头子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么？”这个“和气”，故意强调他和气，更显得那种吃人的气氛。

    阿Ｑ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

    于是一个长衫人物拿了一张纸，并一支笔送到阿Ｑ的面前，后面我们知道阿Q被枪毙了，可是从前面阿Q被抓，到过堂审问，一审二审，到最后还问他有没有话说，还要最后拿一个东西给他签字，在法律程序上有没有问题？没有，基本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一步一步来的，不是把他抓去当场就毙了，不是这样的。大量的人被吃，是按照程序被吃的。用我们今天很多学者的话说，这叫合乎程序正义啊！我们今天很多学者强调程序正义高于一切，不管实质正义，说实质正义无法证明，只要程序正义就可以。但是人们恰恰看到，好像就是在没有问题的程序中，悲剧就发生了。有人说中国法制不健全，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中国在清朝以前法制是世界上最健全的，但是那么健全的法律不能阻止像杨乃武（音）、小白菜那样的案子发生。你看看杨乃武（音）、小白菜的案子，哪一步不合乎程序？哪一步没有人证、物证、口供？都有；连严刑拷打，都是合乎法律规定的，要取口供啊，刑具也是合法的。如果单纯只考虑程序问题，那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狱，受了冤就没有办法解放、逃生，什么都没有，因为它一切都是合法的。就连阿Q这么一个人，老头子还对他那么和气，还问“你还有什么话说么？”多么人道主义啊！非常人道的，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心灵里面，他冷冰冰的，那有一丝人道啊？他都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被冤枉。要将笔塞在他手里。阿Ｑ这时很吃惊，几乎“魂飞魄散”了：因为他的手和笔相关，这回是初次。有生以来没摸过笔，第一次有机会居然还能写字。他正不知怎样拿；那人却又指着一处地方教他画花押。

    “我……我……不认得字。”阿Ｑ一把抓住了笔，惶恐而且惭愧的说。压在民众头上的大山太多了，有法律，有程序，还有文字，还有文化。过去有很多穷人，为什么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上学、念书呢？我们今天都上了学、念了书，都是大学生了，很难感到文字对我们的压力。你要是到一个贫困的山村里，这山村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能够识字，你就知道文字就是杀人的刀，文字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有权利。所以我说，劳动人民不要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劳动人民一定要掌握文字，一定要把自己最优秀的子弟派到知识分子中去！到达官贵人中去！要让自己的优秀子弟掌握文字、掌握知识、掌握道理。当然这有一个风险，就是这些子弟会叛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半途中会叛变。但是总有不叛变的，总有掌握了知识之后仍然忠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这些人才能为阿Q说话。阿Q在这里要他画一个圈、写一个字是这样的发抖，我们看人民在文字的压迫下。

    “那么，便宜你，画一个圆圈！”不让他写字，让他画圆圈了。

    阿Ｑ要画圆圈了，这段写的是很搞笑的。那手捏着笔却只是抖。于是那人替他将纸铺在地上，阿Ｑ伏下去，使尽了平生的力气画圆圈。阿Q干过很多活，什么活都能干，撑船、舂米，都能干，但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最艰巨的，用全身的力气在画一个破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大家有空可以去观察一下劳动者，特别是手长得很粗糙的劳动者，拿着一支细细的圆珠笔写字的情；去观察一下。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那些人可以拿很沉重的劳动工具，但是一支很轻松的笔却真的把握不好。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这个情节写得好像鲁迅亲自经历过一样，不然怎么写得这么形象这么生动呢？或者一定是亲自观察过。你教小孩子写第一个字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很奇怪的即使是一个圆他也合不上逢。

    阿Ｑ正羞愧自己画得不圆，那人却不计较，早已掣了纸笔去，许多人又将他第二次抓进栅栏门。他想把这个事情做得好一点，很敬业，人家不管他敬业不敬业，把他抓去了。

他第二次进了栅栏，倒也并不十分懊恼。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圆圈的，精神胜利法还依然管用，在这里使他豁达惟有圈而不圆，却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还惦记着没画圆。但不多时也就释然了，没画圆怎么办呢？就像被人打了一顿。他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众笑）他画不圆就说画的圆的是孙子。于是他睡着了。关于这句话，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在韩国的时候，有一次开会，碰见韩国有一个教授也是研究鲁迅的，研究《阿Q正传》，他写了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段就论到阿Q的这句话，他说阿Q自己画圆圈没有画圆，但是阿Q是充满了希望的，为什么是充满希望的呢？说阿Q把画得很远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孙子身上了（众大笑）。寄托在自己子孙后代身上了。我当时不好意思说他，后来会议结束之后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理解错了，鲁迅不是说阿Q是那么有志气的人，希望自己革命之后自己的孙子能画的圆，我说“孙子”是骂人的意思。外国人嘛，不容易理解汉语的巧妙，不明白为什么这是骂人，后来用了很长时间才跟他讲明白，我说这“孙子”就是“王八蛋”的意思，就是“王八蛋才画得很圆”的意思。然后他又问，为什么王八蛋就是孙子呢？（众大笑）很难讲明白。所以你想，要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英语该怎么翻译呢？没有办法准确地翻译，你只能翻译成“王八蛋”一类，表示这是一个坏词而已，你直接翻译成“儿子的儿子”是不行的。外国人就不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个幽默出不来。

阿Q睡得很好，可是举人老爷不能睡：他和把总呕了气了。因为举人老爷主张要追赃，把总主张要示众。统治阶级内部也是有矛盾的。两个人的矛盾越过去，不讲，继续讲阿Q。

    阿Ｑ第三次抓出栅栏门的时候，便是举人老爷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鲁迅写时间都是由具体的事件来描写。他到了大堂，上面还坐着照例的光头老头子；阿Ｑ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头子很和气的问道，“你还有什么话么？”根据我们的文学经验，问这一句话就很危险了，大概是最后的期限到来了。我们现在看到一些优秀的监狱的警官的时候，描写他们的事迹，也总是说对犯人很人道，最后的时候总是问犯人“还有什么需要吗？还要给家里带什么话吗？需不需要我给你女朋友写封信啊？”（众笑）等等，很人道。所以看到这个很恐怖。

    阿Ｑ一想，没有话，便回答说，“没有。”我们看阿Q是不懂他的意思的，两个人之间其实不能交流。即使我们想这老头子有那么一心半点的真人道主义，阿Q也不懂得，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心。

    许多长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给他穿上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Ｑ很气苦：他为什么生气呢？因为这很像是带孝，他还不知道自己要死了，认为这是带孝。而带孝是晦气的。然而同时他的两手反缚了，同时又被一直抓出衙门外去了。

    阿Ｑ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Ｑ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阿Q终于明白了，因为这个场景他知道。死亡的本能终于唤醒了他。我们看阿Q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稀里糊涂当中，直到临被杀头才明白。老百姓就是这么稀里糊涂死的。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喤”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众笑）到了最后最痛苦的时候了，他仍然这样想，可见其极端的麻木，已经麻木到极端了，都要杀头了他还想人生天地间本来是要杀头的。所以如果大多数民众都这么想，那么革命就真没希望了，随便杀吧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我们现在法律都进步了，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