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边城》的诗性特征

高语二.一.2.高文秀.试析《边城》的诗性特征.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5(8)
　　沈从文的小说代表作《边城》发表于1934年，反映的是湘西边远小城茶峒镇的社会风貌，“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可是却表现了不平凡的美。”某种意义上说，《边城》的不平凡，正是由于作者一定程度上将农民生活诗化，写意化，通过对粗糙而艰辛的农民生活原生态的话语置换，使民间成为曲折表达知识分子儒道释的图腾式象征。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乡村世界和农村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诗意化的世界，是现代文明失落世界的重现。《边城》里的自然风物有了永恒的宁静，春之桃花，夏之艳日，小船流水，都十分平和冲淡，而人游弋于青山绿水之间，与自然消溶于一体。淳朴自然的诗性人物、诗意化的情调模式、形散神聚的诗性结构共同建构了沈从文关于诗性边缘民间的世界。
　　一、淳朴自然的诗性人物
　　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创造是用具体真实的情感进行情感概念的抽象，抽象出的形式变为情感符号。沈从文通过一系列情感符号形式来建构和表达他的情感体验和经验，人物也是其中的一种情感符号。沈从文认为生命之美在于人性，在他的艺术神殿里供养着人性，在明山丽水熏陶下的纯朴的醇厚的人性，人性人情是边城的意境之美的神。这种生命形式自然清纯，一尘不染，其美之核心在爱—— 泛神倾向的爱。小说追求一种诗的意境美，恬静明媚自然风光在山水的人生中塑造山水的诗意人生。自然，如果《边城》是一首人性美之诗，那么翠翠则是这首诗的诗魂，她虽然从小失去了父母之爱，但是并不缺少关爱。与自然为伍的船夫和淳朴的父老乡亲十分疼爱她，关怀她，而养育她的青山碧水给了她无穷的滋养。翠翠的形象倾注了作者的理想和诗情，蕴含了湘西女子的诗意因素。她的音容相貌，喜忧变化都掺杂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湘西人特有的诗情，折射了作者的诗性理想。翠翠的形象如此淳朴自然：“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随着年龄的增长，翠翠的性格越来越温柔，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成长为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女，对自然和人事有了细致的体会。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节选的部分对翠翠形象的塑造充满了诗意。翠翠听了关于父母的故事，“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在梦中听到了二佬“走马路”为她唱的歌，她的情愫轻舞飞扬：“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又软又缠绵，我像跟了这声音各处飞..”当外祖父问她在大佬和二佬之间愿选哪一个时，翠翠因为害羞而回到另一个话题上去；“爷爷，看天上的月亮，那么大?”她“说着，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节选的部分描写了她的复杂多变喜忧参半的心境，有时“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有时“忽然哭起来了”，有时心“被吹柔软”了。因而，翠翠的爱情故事，没有曲折的爱情情节，只有几段若断若连的思绪，若有若无的心情，似梦似幻的氛围，是自然和理想的诗化表现，而翠翠是这个诗意的凝结。作者将人物“纯化”，塑造了一系列极“扁平”又极美善的人物，成为小说的诗化特征的重要部分。
　　二、诗意化的情调模式
　　《边城》打破作家们习惯追求的情节模式，追求不大“规范”的“情调小说”，情调“是人的一种情感特征，在心理学上通常指同感知觉密切联系着的某种情绪性体验。诗化小说是一种情调小说，相对于情节小说而言。在情调小说中，故事在文本里有些散淡，已不构成严格意义的有冲突起伏的情节，刻画人物也并非目的所在，营造有象征意味的氛围成了小说的主要目的。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为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如《边城》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醇厚朴素的文化氛围。在《边城》中的开头就这样营造了桃源似的环境：“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是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老习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淳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人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涛化小说。情调模式的构成还有赖于景物的描写，在具象景物中融人某种情感，使客观场景表现化形成诗性化的特征。在《边城》中多处描写边城人的生活场景，充满脱俗的美：“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各方散发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还有各种甲虫类气味。”“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竹篁在月光下变成一片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这些清新自然的景物构成了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居所，对人物性格的形成，以及整个小说的情调的营造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时代以及三四十年代的作品主题的基调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意义而倾向于沉重紧张，叙述语调紧张急迫，而作品中又常拥挤着众多的意象、隐喻、象征，以此来承担过重过多的“意义”和“问题”。边城不同于五四时期的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的小说，也不同于三四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作者不想借助这缠绵悱恻的爱情批判封建制度，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或者批判爱情至上，歌颂革命的意义。而想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平淡从容的叙事语调带给人以欣然舒缓的阅读享受。和民间乡村的舒缓平和的生活相吻合，也和传统的儒道知识分子雍容平缓的生存状态，生活心态一致。叙述文本和故事内容浑然一体，互为映衬。《边城》内容多是对故乡生活回忆，但“由于事过境迁所造成的心理距离，也让人能抽身事外，平心静气地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回顾过去”。他的语言不雕琢，如行云流水，以短句为主，不铺张、不多点缀，没有他人惯用的长句的深沉和密度，只有如水般的纯净简洁。沈从文曾说，“我所写的故事，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岸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性格。”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可以说，水不但成了他的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他的小说的风格。作家用水一般温柔的语言，平静的语调，勾勒出在日常生活中的印象，组成了一幅诗意的画面。
　　一般来说，“情节小说”注重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述程序，还运用设悬念、造波澜等技巧，但传统的叙事在现代遭受质疑。利昂-赛米利安在《现代小说美学》里指出：“过分的有序，绝对的统一和对情节过多的雕琢，也会破坏故事。这将使读者感到故事凿痕太深而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当故事中存在着某些无序状态，故事会显得更真实，这种无序状态可以成为潜藏着艺术的艺术。”《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边城》的结构融奇崛于平淡，是对一直追求新奇和紧张的传统故事结构的叛逆。虽然他的小说人物和情节构成的表层结构散漫“随意”，但深层结构是“苦心经营”的、一致的，始终都贯穿着一种情绪、情调——对于不悖于人性的民间传统和恬淡生活的向往。表层结构的偶然性统一于深层结构的一致性中。而且这种结构是和边缘化的民间散漫平静的生活，平和冲淡的叙述语调，以及象征意味的情调模式是一致的。
        沈从文《边城》里的民间生活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乡村大众化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们的话语系统都对意识形态权威话语有所叛逆，但前者是在传统中寻找力量，后者则是在后现代的零碎的平面化的空间里表达对价值的蔑视。沈从文关于边缘民间的生存的诗性感悟，并不象先锋小说那样，将历史和生命符号化，抽象化以至于虚幻化，而是在远离现实和体现生存本真问保持了恰当的距离，在民间这个图腾式象征里曲折表达了他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八九十年代乃至现在一直是文坛关注的对象。其独特意义确实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