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祝福》的女性意识

高语二.一.1.杨烈祥,邹巅.解读《祝福》的女性意识.湘南学院学报,2004(6)
        如果不考虑作者的性别而单从表现主题的角度出发，女性文学(或者说妇女文学)可以界定为描写女
性生活或女性意识的文学，那么，《祝福》就是以封建社会典型的女性形象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为主题
的女性文学作品。
        “五四”运动前后，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正处于中西文化、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各种西方思潮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救亡图存仍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中国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坛出现了以丁玲、冰心、张爱玲、庐隐、萧红和凌叔华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她们以启蒙思想家的姿态大胆探索和极大关注中国女性的命运。在如火如荼的反封建礼教的时代潮流中，这一时期的文学表达了爱情自由和男女平等的激情呐喊，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妇女解放和两性平等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主题。与此同时，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男性作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中国妇女的命运，呼唤女性解放[1]。
        但是，爱情不是一种抽象存在，女性的彻底解放，也不是单纯的情感问题，就整个女性群体的命运的彻底解放而言，更重要、更深刻的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是女性思想和意识的独立问题。对于这种隐含于女性命运深层次的考虑，则来自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鲁迅。作者没有为当时那种“不是写婚姻不自由，便是写没有办法解决的多角恋爱”[2 ](p246)的文学创作流行风所迷惑，而是致力挖掘人物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以揭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病苦，“引疗救的注意”[3 ](P163)。
        鲁迅历来就十分关心中国妇女问题，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众多有关中国妇女命运和解放的作品之中，如《我之节烈观》(1918)、《明天》(1920)、《娜拉走后怎样》(1923)、《祝福》(1924)、《论雷峰塔的倒掉》(1924)、《伤逝》(1925)、《离婚》(1925)、《坚壁清野主义》(1925)、《寡妇主义》(1925)和《关于妇女解放》(1925)等，这些作品都着重从妇女的角度来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表现出作者对于被压迫妇女的关心和同情，对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深刻见解，《祝福》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篇。
        《祝福》发表于1924年3月的《东方杂志》，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集《彷徨》中的首篇。在此期间(1923年l0月至1926年8月)，鲁迅一直在女师大兼课，在亲身实践中对当时女子教育的弊端有所认识，杨荫榆的“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对于章士钊的“百般迫压的苦痛，也大抵亲历”[3](P256)。而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斗争形势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南方，国共两党于1924年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革命中心也开始转移到南方；而北方依然处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下，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结成反动同盟，大肆提倡“整理国故”、“尊孔读经”，妄图继续用封建论理和宗法观念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都完全活埋下去”[3](P123)。
        在这种亲身实践和社会背景下，鲁迅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了《祝福》等有关许多妇女命运和解放的作品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
        凯特·米勒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受压抑和压迫的根源是男权制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在受到男权制的约束[4 ](P147)，从而失去了在社会中的独立性。在男权制的社会里，一个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往往由于丈夫的存在而存在，由于丈夫的消失而消失：丈夫是处于男权制社会里的女性的全部内容。
        《祝福》并没有直接描写祥林嫂与她的两个丈夫的婚姻状况，既没有说两个丈夫虐待她，又没有说她两个丈夫优待她，这是因为丈夫的存在与否是祥林嫂的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男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一般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祥林嫂没有她自己的名字，人们用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名字称呼她。“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大家都叫她祥林嫂”，甚至于她后来另外嫁了人，“大家仍然
叫她祥林嫂”。这个名字一直跟随她到死，这是封建礼教所谓的从一而终，鲁迅首先通过“祥林嫂”这个名字，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荒谬绝伦和在封建社会里的女性对男性的绝对依附性。
        祥林嫂第一次出现在鲁镇，直接原因是死了丈夫，家没有了，婆婆于是就可以卖掉她。祥林嫂就只好逃出来到鲁镇做工。但还是最后被婆婆掠去，卖给了贺老六。卫老婆子却认为“现在是交了好运了”。但是，当贺老六死于伤寒，儿子阿毛被狼叼走了，家也就消失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所以，在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男性的存在。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爱情的，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就是重婚姻而轻爱情，如前所说，《祝福》并没有正面描写祥林嫂两次婚姻的情况，祥林嫂死了第二个丈夫后，她最怀念的当然也就是她的儿子阿毛了。这就是鲁迅说过的“无妻性”：“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子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结合。”[3 ](p420)古人说：“妇者服也。”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完全被剥夺了独立性，只有依赖性，即封建礼教的“三从”。女人出嫁前靠父母，出嫁后靠丈夫，丈夫死后靠儿子。妻性是逼成的，只是女儿性和母性的结合，实际上还是无妻性。
        男权制不仅体现在家庭里，它同样体现在社会中。正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可以离开“玩偶之家”，但她未必能逃离整个社会，祥林嫂可以从婆婆家里逃出来，但她不能离开整个男权制社会。除了鲁四老爷这个典型的男性形象外，在《祝福》里，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现男性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里辛勤劳动时，人们不自觉以男性作为评判的标准，“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一个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卫老婆子在拜年时说祥林嫂“真是交了好运”，而这种“好运”也是以男性为标准的：“她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 . 男人所有是力气”；而“冲茶的短工”对祥林嫂死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祝福时的漠然和不屑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男性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
                                                      三
        西方女性主义者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抹煞女性存在的最有效的手段是男权制社会的表意手段——语言。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没有共同语言，现有的语言完全受男性的控制，表达的是男性的体验和意愿，从而是一种男性语言(包括身势语言：body language)。他们在分析了女性在西方话语中的地位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男权制只表达了一个性别，女性在男权制中是缺席和缄默的l5j( 。凯瑟林·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指出：争得主体地位就是夺取话语位置，即争取说话的权利，建立一种话语模式，用话语表达主体意识。“男性的代名词就是对人们的森严的权力等级以及对万事万物的主宰。而两性之间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男性总凭借话语优势以牺牲女性为代价而提高自己的特权地位。”[6 ](p146)米歇尔·富科(Michel Focauh)也认为，话语不仅暗示着欲望，而且其本质上也是某个欲望的东西，话语就是力量(Discourse is power)[7](P22)，这就指明了话语的深刻内涵。在男权制社会里，由于男性控制了话语权，女性失去了意识的独立性，最终使女性“不能发音”(unpronounceabi|ity)或“陷于困境”(aWakwardness)[8](p207)，女性的解放也就只有以死亡而告终。在《祝福》中，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男性话语的优势来表达男性作为统治者的父权制思想。
        鲁四老爷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讲理学的老监生”，却是男权制的一个典型象征。在整篇小说中，鲁四老爷似乎和祥林嫂之间没有什么话语，但他以其特殊地位夺取了话语权利，从而以牺牲祥林嫂为代价以提高其地位，并压抑和压迫祥林嫂，而最终使祥林嫂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直到死去。
        祥林嫂第一次逃到鲁镇做工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鲁四老爷只是“皱了皱眉”，而当祥林嫂被夫家的人劫走的时候，鲁四老爷只是说了声“可恶!”祥林嫂第二次来鲁镇的时候，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而且“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女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于不净，祖宗是不吃的”。当祥林嫂最后死在“预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祝福中时，鲁四老爷却是“且走而且高声的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
        鲁四老爷的两次皱眉(身势语言)三次短话，尤其是在鲁四老爷听到祥林嫂死于“祝福”时夕而说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表露了鲁四老爷对祥林嫂的话语控制权，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赵太爷骂阿Q的话：“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人的姓氏或死于某个时候，这是本人无从决定的事，鲁四老爷却用他的男性话语权表达了他的地主逻辑。
        奥地利文学批评家彼埃尔·V·齐马认为，社会方言是“一种暂时可以被确定为一套代码化的词汇，也就是按照一种特定的集体合理性形成结构的词汇”[9](P161)。“社会方言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交互压迫是造成祥林嫂的悲剧的根本原因。”[10]在男权制社会里，男性还控制了社会方言话语权，女性必须服从男
性。当听说祥林嫂是逃出来的时候，鲁四老爷就说“这不好”。后来婆婆劫持祥林嫂回去的时候，鲁四老
爷就说“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些看似自然的、不经意的话语，表明了男性的
社会方言对女性拥有无可争辩的至高权力，以及女性对男性的隶属关系。
                                                          四
        宗教原本就是精神鸦片，麻痹了被压迫者的斗志。但是，当宗教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而得到恶性发展
后，无形中就成了束缚被统治者的精神枷锁。封建宗教和神权在压迫女性方面发挥着极其恶劣的作用。《圣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表明，上帝本来只创造了男人，考虑到男人太孤独，才又从他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让它变成一个女人。女性主义者认为，这是西方男权制传统中最根本的论据，因为它为男女两性本无差异的观念提供了最雄辩的论据：女人本是男人的一部分。对此，女性主义者不无辛酸地评论说：上帝也在为男人服务。玛丽·埃尔曼(Mary Ellman)在她的《想想女人》(Thinking about Women)中剖析了男人心目中所谓“女人气质”的十一个特点’其中的崇灵性(spirituality)指的是为宗教或神灵之物所吸引并为之献身的一种精神状态[11](p521)。
        如前所说，在男权制社会里，女性的解放只有以死亡而告终，但是，对于祥林嫂来说，死亡并不是被奴役的结束。相反，由于封建社会里女性的崇灵性，死亡不是解脱，而是变成了被压迫的延续。
        祥林嫂先前对宗教(神)或许知之不多，而是通过和她一样处于被压迫的女性“柳妈”的谈话而得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崇灵性的普遍性)。柳妈和祥林嫂关于捐门槛一事的谈话，或许主观上不带恶意，但客观上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给祥林嫂心灵上带来了严重的恐慌。所以第二天“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求捐门槛”，到年底的时候，“她才从四婶手里支取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请假到镇的西头。但不到一顿饭时候，他便回来，神气很舒畅，眼光也格外有神，高兴似的对四婶说，自己已在土地庙捐了门槛了”。然而，在当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纵便捐的门槛是“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还是不能如柳妈所说的那样能够“赎了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冬至的祭祖时节，祥林嫂虽然“做得更出力”，然而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是对祥林嫂一生的挣扎和努力的最后总宣判，至此，祥林嫂对自己的一生彻底绝望!
        祥林嫂在“我”回家路上的一连串的提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表明了生前哀哀无告的祥林嫂最终带着极大的恐惧走向死亡：死亡不是解脱，而是压迫的延续；死亡不是悲惨生活的结束，而是一种更大恐怖的开始。于此，中国封建女性的崇灵性可以略见一斑。
                                                    五
        暴露封建旧礼教、揭露“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灭绝人性的本质，是鲁迅作品中屡见不鲜的题材，但《祝福》“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3](p209)，不仅从一般的情感层面切入经济与社会层面，更是直迫现代女性问题的核心— — 女性思想与意识的独立，有着十分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从女性的思想和意识探讨中国女性命运，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意义。
        祥林嫂的悲剧是整个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维护和支持下的男权制的产物。在男权制社会里，祥林嫂
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要受到男权的控制和压迫，在经济上毫无独立的可能。男权占有祥林嫂的躯体和灵魂，占有她的生前和死后，这是鲁迅对中国女性问题独到而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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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张德明．《祝福》中的社会方言、叙事模式与话语权力[J]．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杨烈祥(1974一)，男，湖南隆回人，中南林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应用语言学。
邹巅(1965一)，男，湖南双峰人，中南林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