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道士塔———谈《道士塔》的悲剧根源

高语三三11.连子波.不只是道士塔———谈《道士塔》的悲剧根源.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6(1)
　　一遍一遍读余秋雨的《道士塔》, 觉得愤怒与悲哀。我问学生读后的感受, 学生也这样说。是啊, 除了愤怒与悲哀, 连作者也不知道该怎样解说敦煌的文化悲剧———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作者的难题, 成为课堂的难题,成为我的难题。是的, 王道士“在整理他的宅院, 闲人何必喧哗”? 作者想向王道士跪下, 低声求他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 难道“等一等”, 莫高窟会有更好的命运吗? 即使拦下偷运经卷的车队, “被拦住的车队, 究竟应该驶向哪里”?
　　“两难”,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这似乎是人生时常必须面对的悖论。于是生活也就常陷于尴尬境地, 文字怎说得清人生的尴尬呢? 可是, 人却天生的就是追求理性的动物, 要在困境中获得生存, 要在悲悯中重建希望, 要于矛盾中破除虚妄。因此,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答案, 生活着才是可喜而充满希望的。或许, 一切的答案, 首先要从王道士这个人身上去寻找。
　　余秋雨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也确信, 王道士“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他粉刷壁画, 他砸碎雕塑, 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 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 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所有的这些罪行罄竹难书。可是, 连作者自己都说, “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 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因为他“太卑微, 太渺小, 太愚昧”。把所有的责任, 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责任全部推到王道士的身上, 我们会觉得自己很无趣。到底是什么酿成了这个悲剧呢?
　　还是来看看王道士的犯“罪”过程吧。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 (他是很勤劳的! ) 喜欢到洞窟里转转, 就像一个老农, 看看他的宅院。(他对自己的家有着怎样的真挚而简单的热爱啊! ) 他对洞窟里的壁画不满, 暗乎乎的, 看着有点眼花。(鲁迅说: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王道士对生活有着一种几近于本能的美的追求, 这有什么不好呢?) 亮堂一点多好呢, 他找了两个帮手, 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 在石灰里蘸一蘸, 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 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 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 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王道士是一个多么认真、负责、实干的人! ) ..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 (真是可爱! 一个老人的孩子般的笑多么难得。他如果刷的不是敦煌的壁画, 我都快喜欢上他了。) 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 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 就刷这几个吧, 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还好, 心里不由庆幸。王道士有着农民的优良品德, 他是理性的,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一点也不虚夸, 不像有些城市搞形象工程, 一弃千金。)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 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家又不是展厅, 是没有必要让雕塑过分惹眼, 王道士的审美眼光也似乎不错, 虽然他称不上艺术家,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也都不是艺术家。) 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 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 她们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一个道士, 何不在这里搞几个天师、灵官菩萨? (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事, 首先是要给自己定好位, 忠于职守这是职场守则第一条, 王道士是个好职员是当之无愧的。而且王道士有着道德的洁癖, 他不暗室亏心, 一点也不色迷迷。还挺可敬的。) 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 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汁, 道士安慰道, 不妨, 有那点意思就成。(真是宽厚! ) ..行了, ..道士吐了一口气, 谢过泥匠, 再作下一步筹划。(真是有礼貌的一个老农民。)
　　这是犯罪过程吗? 这样的一个老农像一个罪犯吗? 我倒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符合“五讲四美”规范的新世纪公民, 他几乎就是我们在村头街角遇见的可爱的邻居。王道士的照片我也见过, 并不像余秋雨说的“目光呆滞,畏畏缩缩”, 但说他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倒是一点不假。
　　可是, 我的认识似乎也不能让人信服, 我们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了。粉刷壁画后, “什么也没有了, 唐代的笑容, 宋代的衣冠, 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我们面对这样的场景, 心中只有恨意。“才几下, 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成了泥巴”, 我们面对这样的惨剧, 只能把牙齿咬得格楞响。王道士越是勤劳地巡查他的庭院, 悲剧的发生似乎就越不可避免; 他越是热爱他的“家”, 越是对“美”追求得热切, 越是认真负责, 对文化的瑰宝的毁坏就越是彻底; 他越是对他的职业尽忠职守, 文物的命运就越是朝不保夕。这真是一种黑色幽默, 生活显现了一种完全的错位。问题是出在哪里? 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或许将重蹈历史的劫难。
　　从王道士的立身处境出发去看他的作为, 王道士并没有错。他之所以成为文明的“罪人”, 是因为余秋雨和我们是站在文明的立场上进行评判的。当时间线性前行, 文明进一步发展, 正确往往就成为了谬误。王道士如果是处身于一个村落之中, 他无疑将是一个好农民, 但是, 可惜, 他被历史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这是一种错置。就像一个穿着戏服的演员站在舞台上, 站在聚光灯下, 他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眼神都是生动的, 但是走在人群喧闹的大街上却显得滑稽可笑。其实, 从哲学意义上说, 每一个人在现实中的生存对于历史来说都是一种错置, 即使是余秋雨, 在很多年, 或者很多很年以后, 当人们终于走向了世界的大同, 四海一家, 所有的文明都为人们所共有,余秋雨的现在的苦痛与呼喊都会显得可笑。因为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旗的一种煸情的表达。这篇文章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愤怒与悲哀”, 其实只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国家的宝藏越出了国界, 本应在自家
院子里举行的文化盛宴怎么跑到别人家院子里举行了呢?这就是全部的理由。
　　可是, 人怎么可以远远地超越于自己的时代呢? 我们对王道士的要求似乎太过苛刻, 就像我们对余秋雨的要求过于苛刻一样。人是上帝的弃儿, 被上帝抛弃在人间, 人还能从一个错误的位置回到他应在的位置吗? 人能否摆脱存在的荒谬性呢? 王道士的救赎之路何在? 这或许是《道士塔》这篇文章最引人深思的地方吧。人不可能终极性地超越生存的荒谬境地, 但是, 人却应该从历史错位的悲剧中去发现历史应有的面貌, 对照现实的缺陷, 并穿越现实的迷雾, 使未来的道路清晰。王道士的尴尬在于此,他被我们认为是罪人也是因为他无法进一步超越自己。启示人去超越自己当下的不足, 或许, 这就是《道士塔》一文的一种意义吧。
　　但是, 王道士真的就那样让人同情吗? 他最终成为“巨大的民族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难道就没有内在的原因吗? 难道人的生命完全是由命运的巨手操控的吗? 如果所有的善良最终必将如王道士的所为那样导致悲剧, 人生似乎要显得很没有意义。看看王道士的所作所为, 我们发现并不尽然。王道士是无知的, 他“完全不能明白, 这天早晨, 他打开了一扇轰动的世界的门户”。但是, 这不意味着他完全不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 他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宝藏的价值。他要“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 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他“一次次随手取一点文物出来, 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说明他借助这些文物向官场献媚, 满足了他的奴性。他将文物廉价出卖给外国人, 他也有过犹豫, “怕这样会得罪了神”, 但斯坦因骗他说自己是洋唐僧回来取经了, 他就爽快地打开了门。王道士只需要一个谎言作为借口来掩饰他的贪财。我庆幸的是他的“无知”与“愚昧”, 否则, 王道士可能要的价钱会更高,莫高窟会败得更彻底。王道士的无知、奴性、贪财毁了莫高窟, 但是换了另外一个中国的普通的平民, 结果或许不见得会是两样的。因此, 我更关心的是“无知、奴性、贪财”这些品性的根源在哪里? 平民管理莫高窟不行,那么, 如果换一个官员呢? 可能更糟吧。
　　官员们是知道文物的价值的, 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运费不低”, 官僚们犹豫了。“不低”, 而不是“太高”, 庞大的帝国支付不起这笔费用, 还是另有他情? 我们看看官员们的作为就知道了———官员们吩咐手下: “什么时候(你看语气多轻巧, 像是自家的东西! ) , 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 ”已得的几件, 包装一下, 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哦, 文物如果送省里, 或是上缴国库, 还能像是取自家物件一样自由吗? 送上去了, 就是国家的东西了。国家是谁的? 是皇上的! “家天下”的王朝里, 官员被称为“奴才”, 奴才就像是雇佣工人, 领取工资, 为一个姓氏服务, 市场追求利益最大化, 顺手捞捞属于额外加薪。再说了, 现官不如现管, 皇上远着呢, 顶头上司要先巴结好, 这些文物正好用来表达奴性, 讨好上司。“家天下”的体制养成了他们的奴性、贪婪, 甚至他们故作“无知”。而且, 旧体制的大马车穿过了千年的征途, 现在已东倒四歪, 左右倾倒, 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力量有余心来保存这些宝藏呢? 于是官员们就尽力去捞取自己的利益了。
　　如果说王道士的“美好品德”对敦煌宝藏是无意的破坏, 那么他基于“奴性、贪财”和官员基于“自私、奴性、贪婪”的毁坏则是有意的。正如鲁迅所说的, “中国公共的东西, 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 他便将东西糟完, 倘是内行, 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1 ]而“自私、奴性、贪婪”这些脾性在“家天下”的体制下更是与身俱来的毒瘤, 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只有每个人都成为国家的公民, 成为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东西成为自己的东西, 国家的荣耀成为自己的荣耀的时候, 保护才能有制度上保证。
　　造成这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的当然不仅是王道士和官员们的, 还有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但是, 我总觉得他们多少显得有点让人崇敬, 他们“不远万里, 风餐露宿”, “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 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愿意吃苦, 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 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 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穴赶来。他们的行为让人诟病的是采用了偷运和欺骗的手段。有欺骗者就会有被欺骗者, 片面地用高尚的道德要求欺骗者不要行骗, 这总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老虎长出牙齿当然一不高兴要吃肉, 弱者才会说你的牙齿可不可以不要用。被欺骗者怎样让自己不被欺骗才是根本的。这就涉及到文化认知的问题。被欺骗者容易受骗, 从根本上说是文化认知与欺骗者有落差。欧美文化是否优于东方文化, 这是无可比较的问题, 但是欧美在文化认知的意识上优于中国倒似乎是真的。让我们来回顾一段历史吧: 一个叫“哈佛”的传教士初到北美大陆时, 唯恐谋生太艰难, 以至子孙后代很有可能在开辟草莽中遗忘了欧洲的文化, 一切又要从零开始。为了避免这一荒蛮, 哈佛认为要从现在起, 就应该节衣缩食, 办一所大学, 让我们的后代从欧洲教育的终点开始。他捐出了他的藏书、财产, 这就是1636 年哈佛大学的起源。———中国人认为“仓廪足, 知荣辱”, 物质充盈之后才有教育的起步, 而哈佛却首先关心精神播种的问题。文化认知意识上落后于欧美, 这或许就是敦煌文化损毁这一民族悲剧的又一根本原因吧[ 2 ]。
　　怀特海说: “观念之史便是错误之史。”[ 3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观念创造世界的历史, 每一次观念的大改变都带来人类生活的演进或灾难。文化的进步从本质上说是观念克服谬误、摆脱奴役、解放束缚并抵达人类更自由的“纯真的状态”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积淀极其丰厚, 但传统的因袭也因此而较为沉重, 在文化上追求定于一尊、追求绝对化, 稳定性强而创造性较弱, 这种特点必然导致文化的迟滞与落后, 最终成为不合时代进程的“错误”。要从根本上避免文化悲剧, 就要努力寻求观念的突破, 在文化认知意识上要永远具有创造力, 要“倡导多元事物构成的多样性, 用以取代一种话语、一种承诺的历史”[ 4 ]。
　　敦煌学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为世界瞩目, 但“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太的激动”。是的, 没有什么可以激动的。不能认识到人的被错置的命运, 从而梳理历史, 寻求未来之路, 不能认识到旧有体制所孕生的人性毒瘤, 并从体制的根源上去除毒瘤, 不能改变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面貌,新的文化悲剧还可能产生。中国专家默默离开了会场, 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这是一座罪人塔, 更是一座耻辱塔, 但它还应该是一座警示塔。
[参考文献]
[ 1 ] 鲁迅. 而已集花边文学南腔北调集[M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 2 ] 朱学勤. 书斋里的革命[M ].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9.
[ 3 ] [英] A. N. 怀特海. 观念的冒险[M ]. 周邦宪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
[ 4 ] [德]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M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作者简介] 连子波(1973 - ) , 男, 福建厦门人, 厦门市松柏中学一级教师。(厦门市松柏中学, 福建厦门361004)